济宁城临河滨湖，具有河港密布的水乡特点，城西有京杭大运河穿越，东有洸府河迂回，南有烟波浩渺的微山湖，形成二河抱城、一湖拥簇的水系格局，而济宁城内又有老运河、越河、府河、洸河穿越交织形成三横二竖加一环的城市水系网络。也正是这个河流纵横的地理形势，让济宁城成为明朝廷委派河道总督治理水患的中心。
皇帝带着护卫一路快马加鞭来到了济宁城外的鲁桥镇，在这里这只队伍停住了疾驰的脚步，拦在前方的是一片水乡泽国。朱由校一行人下马，雇佣摆渡的船夫，换乘小船向济宁城内前进。
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水面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船夫划船技术很高，小船快得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这个船夫年纪不大，还是生动活泼爱聊天的岁数。朱由校就一边与这位健谈的船夫聊当地民情风俗，一边观察人们的生活。
白马河、泗河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重要支流。在鲁桥镇以北，白马河汇合泗河入运河的地方，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当地内涝及上游洪水宣泄不畅，每年大水泛滥漫溢，方圆数十里内尽成泽国。积水长达数月，直到深秋方才慢慢干涸。
这片地方包括原属济宁、邹县及鱼台县湖东的部分乡镇，共几十个村庄。这种长期的季节性水涝自然状况，迫使当地居民适应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从而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湖区渔民，也与一般从事农业的居民不同的特殊的生产。
当地百姓每年秋季水退后耕种越冬小麦，来年收麦后等候发水，从事渔业捕捞以及水上运输等。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这种半农半渔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规律，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仍然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而且形成了一些独有的民风民俗。
这种农业耕作方式十分粗放。只有在大旱之年，水退得很早，土地才来得及耕耙。大部分年份为了赶上播种季节，都来不及耕翻，地里的水刚涸尽，立即用一种“泥耧”播种。这种播种器具是耧尖在湿地里划出沟来，麦种就漏在一条条沟里，因为没有疏松的土壤覆盖，就在耧沟里明摆着。有时沟底还汪着一层水。这样麦种照样能够萌发、生长。出苗后几乎没有什么田间管理，充其量锄一遍地，静等收割。
尽管如此，由于每年发水时携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有机物在这里沉淀下来，当地老百姓叫“撇淤”。因此土地十分肥沃，这种原始的耕种方式，亩产粮食仍能达到六七百斤，超过精耕细播的“上坡地”一半以上。这里种麦还有混种豌豆和扁豆的习惯。
因每年雨季到来早晚不定，收麦季节大有“虎口夺食”之势。发水早时，到口的麦子冲了、泡了的事也是有的。不过绝大部分年份，雨季到来都在麦收半月至一月以后，因洼地麦熟要迟一些，这些地方收麦子，山区、丘陵地带早已收打完毕，每年大量山区、丘陵地带农民来此打短工割麦，自然形成山地、洼地之间的协作，所以麦收完成得都很及时。
打完麦场以后，处于“涝底儿”的地方就净等上水，转入另一种生活。涝洼的边缘地带，生产力充足的农户便耙耢麦茬地，种上又省种子又省功夫的绿豆。上水泡了也不可惜，沤到地里权算绿肥。逢大旱之年，边缘地带也有不上水的时候，往往还能再收一季，不过这种情况极少。
替皇帝划船掌舵的船夫，他的老家在邹城郭里集村，跟朱由校闲聊的时候，他介绍道在白马河南有一块地，名叫“小碑子”。那里是高、洼地的分界线，即使是特大洪水，也就是抵达小碑子。小碑子以北一片地方，有的年份也有不上水的时候。不过土壤肥力比年年上水的地方差得多。因为水浅，“撇淤”少的缘故。
当地农业生产除小麦以外，还有两样重要的特产：白蜡和杞柳。并由此带动一项冬闲期间的家庭工副业：条编和篾编。湖区出产的芦苇，也多在这一带加工，做成苇篾来编席及其他制品。这是当地居民的一大项收入。当地民谣说：“编席编篓，能养六口；不会握沿儿，饿死一半儿；不会握角，饿死一窝。”
上水之后，除经营少量的近村高地、白蜡园外，一般居民从事小规模的渔业捕捞，撒网、下箔各种方式都有。捕获的鱼类除自食外，就近在集市上出售，也卖给“贩鲜”的二道贩子，运往东西山区丘陵地带去卖。因为数量不多，一般都不通过鱼行。买主也乐于买这样价格比较低的货，所以很好卖，基本上达到货畅其流。个别有大船的人家从事水上运输或做买卖。
由于这种随季节变化的生产方式，所以一般居民都拥有农业及渔业两套工具。既有犁耙、车俩和锄头、镰刀等小农具，同时家家也都有一只小船和必要的渔网、箔等渔具。当朱由校了解到这些细节时，他真是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副烂牌愣能打成一副好牌。
水乡泽国的百姓生活水平高于“上坡地”的农民，也比湖区渔民生活稳定且生活多样化。吃食以面食为主，因为盛产小麦，一般是不吃粗粮的，顶多为了方便省事，有时喝些小米、绿豆稀饭，算是见了粗粮。
水产品非常丰富。每年割麦的时候，正是乌鱼大量上市的时候，一斤乌鱼也就值一斤馒头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