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十一年，三月，广州城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广州位于岭南的腹心，是广南东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是大宋东南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
目前摆在赵桓御案上的奏疏，有三种说法。
一、因广州知府何永福在当地滥用职权、横行霸道，激发民怒，才导致暴乱，又因未能及时镇压，暴乱迅速扩大。
二、因从注辇、大食等海外之国来的商旅，与当地商行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爆发了私斗，私斗规模扩大，何永福管控不当，演变成暴乱。
三、因何永福治理无方，广州商社靖康十年商税出现巨大纰漏，双方引发矛盾，演变成大规模暴乱。
这三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广州知府何永福治理无方，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何永福是谁的人？
是刚上位不到一年的虞允文的人。
虞允文是当朝首相，同时也是海军大臣。
海军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开辟新夷道，例如当年他提出的《南海四策》之一，攻下凌牙门，大宋便掌握了海上咽喉。
凡是注辇、大食、昆仑奴商人，要到大宋，凌牙门是必经之地。
有人猜测虞允文能在徐处仁之后上台，可能意味着皇帝在接下来会大规模开辟夷道。
由于大宋造船工艺的提高、商品效率的提高，朝廷政策的倾斜，越来越多人都看到了这一机会。
但自古权力中心都不是一个声音，有人赞同，必然有人反对，无论这种反对声是发自肺腑还是仅仅为了抨击政敌。
广州暴乱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虞允文对海外贸易的新政基本上都在广州实施。
现在参虞允文一本，效果简直不要太好。
朝中有许多人对虞允文的海贸新政都持有强烈反对态度。
尤其是靖康前十年新政的改革派们。
徐处仁被贬谪，唐恪远在上京。
资历最深的就属三司使周朝了。
他对虞允文在广州的税收政策嗤之以鼻。
虞允文在广州到底是什么税收政策？
为了激励广南东路的对外商贸，扩大中土对南洋以及更遥远地区的经济渗透，从而在更广阔的地方推行交子。
虞允文上台后就在广州府南部的新安县（深圳）划定了广南新府，凡入驻广南新府的商社，收税降低到百抽五。
这是什么概念？
靖康新政前，大宋对商社收税是百抽二。
赵桓上台后，依靠打了一次胜仗，威信空前暴涨，手里又掌握了军队，强行将税收提升到了百抽十五，最高达百抽二十五。
其中以瓷器、丝绸和玉器等行业为代表的高端行业，因行业本身暴利，为百抽二十五。
现在降低到百抽五，足足让出了二十的空间。
这种政策给大宋对外贸易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虞允文之心也昭然若揭。
在大力扶持广州的时候，原本的杭州港和密州港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杭州和密州权力纠纷错综复杂，杭州是大宋开国时崛起的对外港口，靖康这十年，与密州和泉州一起成为了大宋三大港口。
是大宋对外输出的主要前沿阵地。
其实际治理权掌控在康王赵构手中，但凡对外政策，皆需政事堂审批裁决。
所以，这三大港口是徐处仁和康王的势力交复之地。
这三大港口在靖康新政的十年，打通了对南洋、注辇、大食的远洋夷道。
最大的功劳是通过商贸连接，让这些地方都设立了大宋交子兑换银行。
可谓是赵桓金融帝国的先行者。
但随着北方民生的复苏，以及北疆区域空前扩大，密州和杭州显然不能再完全当作对外输出之地来用了。
再加上朝堂政局的变动，新的执政者需要新的政绩，广州府的广南新府便应运而生。
广州府新任的知府何永福是虞允文亲自挑选，走马上任。
半年的时间，广南新府已经有十家大型远航夷道商社入驻，朝廷成立了西夷远航商社，由朝廷直接管辖，相当于皇家商社。
名义上归商部管辖，实际直接听命于首相和皇帝。
这一步动作，动了不少人的神经，令许多人睡不着觉。
尤其是周朝，如此大幅度减税，朝廷账目上将少一大笔收入，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
加上派系之别，他自然要趁现在打压广州的新府政策。
所以，他第一个站了出来，大声道：“臣斗胆直言，广州府之乱原因有二：一为新府初建，法度不全，贸然实施减税新政，为得名额，广府当地商社不择手段，恶性竞争，引发争执；二是广南新府知府何永福不懂审时度势，导致争执扩大，引发暴乱。”
周朝说完，礼部侍郎兼商部尚书的陈也站出来了。
自唐恪随皇帝北上，就乖乖交出了商部尚书的位置，由礼部侍郎陈来担任。
在这之前，陈除了是礼部侍郎，还担任了八年的商虞司司丞，是唐恪的得力助手之一。
他对虞允文的诸多做法都不认同，广州的夷道新政只是其中之一。
“陛下，臣附议。”陈道，“国不可有二法，臣以为，广南新府新政不能安民心，便不是好的政令，为政者，不可不顾及民心，为达目的，肆意妄为。”
“另，广南新府知府何永福辖制不利，当撤官免职，押解京师。”
一见这两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