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明不过二十八岁，却掌了大宋教学、舆论两大块。
大宋的学术风气乃历朝历代之最，其地位不言而喻。
皇帝欲行革新之举，却将此重任交给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
仅仅是因为他写了一篇《百家大世疏》？
这大宋天下的儒林泰斗虽然安静地传教着自己的学术，但内心肯定是不服气的。
朝堂上的大佬们皆知石子明从政经验不足，不过心里也十分清楚，皇帝要扶持他，便是有大佬为石子明在背后推波助澜，助他扫除障碍。
眼下石子明之汇报，必然要牵动一些人的心弦，掀起一阵波澜。
只是没有人知道，这阵波澜将会有多大。
会不会如去年皇帝扫清中原，发配十数万儒生一样。
虽说皇帝在清扫中原叛逆之时，已经发配了一批儒生，但这大宋儒生千千万，岂是一次就能压下去的？
说到底，那些儒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般般，不过是背后的人故意挑唆起来对抗皇帝的牺牲品。
真正的儒生强势派，还在这东京城，还在这大宋天下稳稳扎着根！
有宋一代，儒学登峰造极境。
岂是皇帝一次就能扑灭的？
便说大宋的四大书院，乃是大宋儒学最盛之地。
每一个书院都有当代大儒讲学，其中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
当今天子欲兴百家之学，凡是对抗朝廷的儒生皆已发配边疆。
但朝堂诸公皆知，四大书院，民间大儒，都未曾发声。
那到底是默认了天子的做法，还是以退为进？
同为儒学出身的宰相们，绝不会相信民间大儒会默认了天子的做法。
学术教育一事，最不能以强硬手段压制。
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即便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依旧千千万。
大宋的大儒们也知道，皇帝要兴百家学说，如先前那些年轻儒生们般抗议，是没有用的，反而给了皇帝施展强硬手段的理由。
不如转而沉默下来，继续好好教自己的书，他们相信，这大宋的年轻人是能分辨得清哪些是圣人之学，哪些又是贩夫走卒之学！
石洵小儿不过跳梁小丑耳，焉能凭一己之力，撼动圣学之道？
事实上，这一年多，大宋的整个教育的改制非常缓慢，至少现在大宋还是以儒学为主。
即便翰林学院的政令下放到了四大学院，令其改制，分设百科。
但百科却如同虚设。
又即便是石子明在东京、杭州、江陵府、长安等地都开始兴建新学学院，也开始在民间寻找习百家之学者，亦不能立刻改变局面。
眼下大宋在学业方面，已经形成了两极对立之局面。
儒学对立其余百家学说！
应天府国子监更是有人发表文章，公然讽刺当朝翰林乃祸乱天下之恶首。
事实上，与明朝那些没有骨气读书人不同。
宋朝的读书人，大多数孤高清傲，该有的气节倒还是有的。
赵桓之所以要打压儒生，绝对不是看不起宋朝的读书人，也并非觉得儒学乃祸乱世间之学。
经历了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儒学在宋的风气还算健康，务实，学以致用。
事实上，许多人不知，儒生到唐晚期和宋一代如此昌盛起来，还和当时的佛学有关。
佛学作为外来学说，在南北朝时期立下脚跟，在唐宋时期，华夏的知识分子认为佛学是蛊惑人心的学说。
所以，无论是唐朝韩愈还是宋朝石介、欧阳修，都是排佛的前锋，他们以系统性发展儒学来对抗佛学。
如果宋朝的儒学不昌盛，很可能给了佛学空子，让当时的华夏成为半个佛国。
这是华夏的精英们不愿意看到的。
赵桓要压制儒学，仅仅是因为，儒学太强大了，强大到快要绑架华夏文化。
华夏文化又岂只有儒家之学？
石洵出列汇报今年一年的翰林之事。
一、在东京城修建帝国军事学院，将以前武学并入帝国学院。在东京城兴修东京大学，设百科之学，于靖康三年六月可竣工。
二、在杭州、江陵府、成都府、幽州府、京兆府各修建一所大学，各有十所小学，十所中学。
三、义务教育法已然起草完毕，靖康三年正月十六由朝廷正式颁布。
四、又在东京、杭州府、江陵府、成都府、幽州府、广州府、京兆府各修建书馆三座，与民之教。
五、整编民间所有私塾。
六、大宋邸报的修建任务已下发全国，包括新收复的静海路。
如此汇报下来，众人听得倒是觉得大宋新学进展不错。
但堂上大臣们心中却知道，新学看似不错，却举步维艰。
各地的官府虽然在修建学校，却不过是为了应付朝廷的政令罢了。
在一位史官修编靖康二年到靖康三年的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如是所言：诸政皆受制此。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靖康二年年末，相公们在汇报一年的事情的时候，看似新政都在落地执行，但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听完石洵的汇报，下一个便是李纲的枢密院了，但被皇帝先制止住。
皇城司并非如同摆设，新学的推行实质情况到底如何，赵桓心中清楚。
眼下由政事堂主导执行的大宋商贸、工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