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在整个西欧畅销，甚至超过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见闻录《远游记》中，费尔南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详细描写自己在中国见到的一切。
“……在官员任用上，那些被选拔上来做大官的人，都不是因为有地位或因为出身贵族，而是因为知识渊博，天性极为谨慎。”书中这么写道：“为了避免徇私舞弊，没有一个官员被派往家乡或有亲戚的地方任职，这样就不会涉嫌包庇，在司法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作为一名异教徒和外国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来赞扬他们的司法，而不赞扬我们的。马可波罗说的没错，中国的唐朝，有很多外国人在唐朝的都城以及各个城市担任官职。这些人因为善战，甚至被安排有一定的官职、安排他们从军，发给军饷。但大明似乎没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始终把我们当做客人而进行友好的招待……不过这样也很好，如果真的给我一个官职让我去管理民众的话，我反而会不知所措，毕竟我可没有我的同伴神父沙勿略那样亲和的能力……不过我的探险故事，显然为他吸引了很多人的到来。”
费尔南的观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在农业上，“我不能再夸赞中国人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了，因为那样会显得西方人很愚蠢……他们早已经驯服了水牛在田间劳作，牛后面带的犁地的工具非常巧妙，可以破开土地而任意播撒稻种，欧洲还没有这样的工具使用。”
在饮食文化上，从来只称自己为探险家的费尔南决定为自己多加一个“美食家”的头衔，因为他的嘴巴似乎被大明的饮食重新洗涮了一遍，“中国人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客，什么都吃，特别是猪肉，而且越肥越令他们满意。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所以物价稳定，食源广泛。我原本以为广州的早点已经是世界的极致了，苏州的饭馆更是让我怀疑他们任何一个人来到欧洲的宫廷，很快就能成为王室的主厨……不过他们也吃其他各种脏东西，如狗、猫、癞蛤蟆、老鼠、蛇等，上帝原谅我，蛇肉也是……好吃的。”
“在中国，看来是一个劳动光荣的时代。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无获是大家公认的准则。人人都工作谋生，大家都寻找各种方式方法赚钱，以维持吃及庞大的开销。”《远游记》第三章就着重说明这一点：“他们喜欢建造雄伟壮观的建筑，不，我说雄伟壮观他们都不同意，因为园林似乎都是清幽的、精致的，但上帝知道建造这样的建筑会花费多少财富，何况他们有那样精巧的设计，而园林的主人常常在其中宴客，提供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希望得到客人对建筑的夸赞……这是和法国的王宫、西班牙的王宫风格全然不同的建筑，沙勿略似乎更喜欢，但我还是喜欢富丽堂皇的宫廷。”
“我听说，观察一个国家，还要去看它的刑罚。”费尔南写道：“我花了四个银元，买通了守卫监狱的人，很奇怪，他们似乎轻车熟路……因而我对于中国的司法和监狱有很多的了解。监狱里面环境恶劣，很多犯人不是被最后处决的，而是在监狱中冻饿而死，或者为了躲避打板子的刑法而自杀的，这样的人居然占据了犯罪者死亡的最大比例，这一点的确有点匪夷所思……在中国人是不能犯罪的，一旦犯罪，那等待自己的将是非常凄惨的后果，严刑酷法下，治安也必然好很多。”
“……我必须还要提一提苏州城市，她的内涵，她的荣光，她的精神，”费尔南激情地写道：“完全的、彻底地和欧洲所有国家截然不同，她是那样富有人文气息，说她像威尼斯水城，因为街道依河而建，上面有样式精美的石拱桥连接道路，下面的桥洞可通大船。可她又具有恢弘大气的一面，四处可见屋宇相连、商铺鳞次栉比，南北商品琳琅汇集；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人衣着锦绣，以精容修面为时尚；江河上舳舻千里，往来不息，使我确实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不能把苏州想象成罗马、康斯坦丁、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里斯本或者欧中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哪怕这个城市再大再有名、人口再多也不行。欧洲以外，我们也不能把苏州想象成开罗、大不里士、日本的京都等。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苏州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苏州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文明，整洁，宽大，繁华，令人惊叹的城市。”
陈惇拿着费尔南的三章初稿，边看边笑，薇儿也在一旁嗤笑：“土包子，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全都是‘哇哦哦哦中国是这个样子的我的上帝’，他的上帝一天被他烦一百八十次。”
“费尔南最惊叹的是苏州的卫生情况，”陈惇道：“他说没见过比苏州更干净的城市，这一点我相信，西欧的卫生情况太差了……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沙勿略喝醉酒说，巴黎的修道院只准许修士一年洗两次澡，他前二十年洗澡的次数加起来还不如在苏州一个月洗澡的次数多……欧洲的城市里，街道和广场随处可见大小便，市民们将粪水和垃圾从窗户倒向街上，街上经常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
楚嫣本来提着裙子走进来，闻言又捂着帕子走了出去。
尚薇也露出嫌恶的神色，忽然想到了什么，把自己原先最喜欢的金怀表掏出来怀疑地打量着：“不洗澡……也不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