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建虏的实力连辽东都守不往，皇太极却一味纠结于取广宁之后，未取山海关，可谓无耻之尤：”今喇嘛尔书又云之，因有愿兵戈一语，难以转奏等语。我以衷言致书於明帝，明帝亦以书报我，彼此通达明晰後，则和好方牢固耳。若顺从尔意，不表衷情，岂能和好。袁都堂轻慢我国，令我归还天所赐与之城池官民，尔，喇嘛反听信其言，劝我忍辱奉还。再，尔将袁都堂书於上，将异国之君书於下，是不愿两国修好也。袁都堂来书，谓我所取之物，前书所不载，多取则达天等语。昔有大辽、大金与宋相送之例，亦有尔明以物送於蒙古使者之例，此亦天之所与也。
又云：良长易遇，善人难逢等语。尔喇嘛奉袁都堂之命前来，其音甚善，故我遣员相报也。倘来人不善，所言非是，则我遣员何为耶。又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语。此方良是。既句我言之则亦当向明帝言之，无论谁人，肯回头，岂不妙哉。尔喇嘛系精通佛教，明达道理之人，何为有意轻我。辽东、广宁前任官员大肆欺凌者，致起兵端，国民受苦，可谓鲜乎？“
皇太极指出宁远之战有很大的侥幸成份，袁崇焕却错误地将其总结成了致敌妙方，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袁都堂让我减书中所列诸物，我即减之，今尔等仍不予此裁减之物，又出狂言，致使尔国不和，争战不已，国民仍受其苦，则徒费二喇嘛欲修好之美意也。古云：人相敬则争心息等语。如此欺凌，不惟新好不成，即旧好亦坏也。我即便不方，尔二喇嘛岂不知乎。尔等便有何言以教，
皇太极又书曰：”我再闻之，袁大人之所谓议和，实为筑锦州城；当日，本汗将致书於袁大人的复书完毕，方欲遣员往，适有两起逃人由明来报，尔等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语。察哈尔使臣至，所言亦然。我闻知此，即停止遣员往，遂将复书，付尔使者返还。至此书中所言，专为修城事，两国诚欲和好，先分地段，从何处为明地，从何处为诸申地，各修各地。尔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急修城垣。前宁远城冻，掘之未堕，自以为得计，遂诈称议和，乘机筑城耳。
不愿太平，而愿兵戈，乃不易也。纵能加固数城，而其所有城池及田禾，能尽坚固乎？若不息兵戈，则我蒙天眷佑，以北京畀我，明帝遁往南京，其令名如何？自古以来，皆因尔辈文臣，如待字闺中之秀女，徒好狂言，招致’损兵折将‘而虐害国民，以毁帝业。因前臣不道，河东河西地方沦丧，兵将被戮，犹不足戒，而仍愿称兵乎。“
皇太极又借机重新制定满州礼仪：“一等和硕贝勒大臣等各备旗八对，伞一柄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贝勒各备旗七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诸申、汉人一等大臣各备旗六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大臣各备旗五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三等参将，游击各备旗四对、伞一柄，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众备御各备旗三对、伞一柄。二等游击以上各备一轿。诸申、汉人各官，出城时均照汗所定礼制，乘轿，计札洛宽、击鼓、吹喇叭、吹唢呐，妆饰而行。
於汗城内，只准执旗而行进五对旗之官如遇六对旗之官，则偃旗只身从后跑去相见。四对旗之官见五对旗之官，亦偃旗只身从后跑去相见。小民见执旗者来，乘马者下马而立，步行者避於路旁，等候经过。为符汗所颁之礼制，诸申、汉人大小官员，自上而下，依次行礼。凡汗赐以职衔之大臣，皆举旗执伞，显示身份而行。小民见大臣有不行礼者，见则责打之。见贝勒、大臣停止，或路过其门，乘马者，须下马而过；若遇急事，亦须脱蹬缓行而过。”
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天启皇帝于是命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统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建虏所制服，诸将乃还。此时，天启皇帝援引成祖、宣宗皇帝时亦失哈镇守辽东的例子，派刘应坤为镇守山海关太监，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为其助手，刘应坤坐镇关门整顿军务，纪用则与赵率教一起守锦州。
天启七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皇太极遂率领诸贝勒大臣往征大明。起行时，呜炮三次。卯刻，出城，谒堂子毕，西行，出上榆林边，至辽河驻营。命台吉阿巴泰、台吉杜度留守。初九日，至广宁旧边。时议定：拣选精兵为前哨，往搜剿哨卒，执其人员，打听消息。并且分兵三路，命台吉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岳托、萨哈连、豪格率精骑前行。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台吉硕托及总兵官、固山额真等统大军继之。令攻城诸臣，率绵甲军，携云梯盾牌跟役、驼只后行。
刘应坤从山海关上报的最新军情：“闻建酋皇太极领兵四万，乘东侵之胜，直闯山海关，更万分可虞。除臣集镇、道诸将多方料理防守，仍谕以皇上暨厂臣注意关门，鼓其忠勇。外，其单弱城堡俟临时相机归并。”
刘应坤又向皇上请求命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满桂照旧驻关门，拜节制四镇及燕建四路，因各路总兵官较多，请赐满桂尚方宝剑以重事权。
天启皇帝传旨曰：“说得是，奴兵渡河，屡经传报，已有直闯山海关之说；该内督臣悉心料理，严加堤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