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王在晋可以不管这件事，直接领导孙承宗和他在是否守宁远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意见不和，以王在晋丰富的官场经验来看，自己在辽东经略这个位置上是呆不得多久了；然而，王在晋毕竟是个长期做实事的人，还是不太放心山海关的事务，于是，王在晋特地来找孙承宗，看看孙承宗整天在忙什么事。
原来孙承宗在准备给皇帝的奏折，他深深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天启皇帝和朝堂上的诸位大佬们，他们最看重的并不是什么实务，而是要看你的奏折；孙承宗在翰林院多年，论文字功夫可是完爆王在晋的。
孙承宗给天启皇帝写了一封《守关外筑宁远疏》，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他对王在晋的看法，以及对辽东防务的想法：“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往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道将既匿影关内，而无能转其畏奴之情以畏法，化其谋利之心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
臣欲会诸臣之议而以百万金钱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奴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于关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至修守备，自当在关以内；而提掇全镇之精神，当令无一人无一念不在关以外。更望经臣于虚活之着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踞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
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总之，西虏之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众必不可遗西虏，百万之金钱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不尽破庸人之论，则主帅之闻见不清，不尽驱逃溃之人，则幕府之是非不正。“
孙承宗开头即点明了目前辽东的现状，他提出了自己的远景规划，即在王在晋守山海关的防御方案基础上，提出要修宁远与觉华岛，形成犄角之势，更提出要收二百里疆土；宁远再过二百里，就是锦州；孙承宗认为要将防线推升到锦州一线去提升将士们的精神，朝堂上的皇帝、大臣们未必真的了解辽东的形势、国家财政有多么紧张，但喜欢听捷报，喜欢看收复疆土则是人之常情。
胡子睿知道孙承宗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个名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官场上几经浮沉，最后还是隐居乡里，后来全身老小死在抗清的战争中。胡子睿觉得不管孙承宗本人能力如何，起码在抗清的大节上没有亏欠。但对于孙承宗的这套战法，胡子睿只有一个评价，那就是华而不实，超出大明的国力范围。
大明帝国可不是后世的星条国，由着海量的资源可以拿进去填，立洪武皇帝建国以来，就奉行少收税，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如果不发生大的战争，这样做还可以勉强支持，照他这套战法，大明帝国不被拖得财政破产才快，前期的天启、崇祯皇帝他们就是信了这帮人的鬼话，向农民加响，农民活不下去，就要起来造反。胡子睿可不像前世那样被农民起义逼死。
孙承宗这封上疏里面更寄托了自己对王在晋的期待，那就是不能一味向天启皇帝反映实际情况，只讲困难，不讲情杯，不鼓励朝臣、天启皇帝那是不行的。而孙承宗所说的西虏以及前文所说的西部，其实都是指山海关，宁远一线以西的蒙古人。自太祖皇帝推翻元朝的统冶后，蒙古部落就一直在漠北以游牧为生，在建虏没有兴起之前，一直是明朝边军的主要对手；由于太祖皇帝、成祖皇帝的北伐摧毁了原先稳固的成吉思汗家族统冶，蒙古部落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冶中心。
直到明英宗年间，瓦刺部落首领也先统一了东部蒙古各部，然后一方面通过军事征讨、另一方通过封官许愿、结成姻亲等手段，将哈密、沙州、女真、兀良哈三卫等部落，分别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至此，也先的势力东达朝鲜，西达中亚塔拉斯河，北至西伯利亚，南边直面大明王朝。
也先借着向明朝进贡的幌子，将明朝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原来此时的朝堂被一个宦官掌控了，他就是王振。王振本是蔚州（今蔚县）人，在入阁前的王振本是教书先生出身，靠逢迎上意，骗取了宣宗皇帝的亲任，任命他服待皇太子。
在英宗皇帝继位后，王振任司礼监太监，当时尚有太皇太后、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抑制他，他不敢放肆；正统七年（公元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太皇太后死后，杨士奇、杨荣、杨溥老的老、退的退，英宗皇帝又非常宠信王振，于是王振勾结朝臣，逐渐把控了朝政，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个权阉。
洪武皇帝曾经立下一个铁牌，上书道：“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王振居然偷偷地把这块铁牌取了下来；他大肆买官卖官，收受贿赂，当时有不少无耻的大臣拜他为翁父；对于不肯贿赂他的人，即使是朝堂重臣，王振也“想方设法”地罗织罪名来陷害忠良。
也先看到朝堂上的政冶腐败、防务松驰，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年号，公元一千四百四十八年）七月，也先借口贡马没能得到赏赐，精心策划了四路大军进攻明朝；东路军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副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