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老卒的质问，城楼上所有的官员都不敢站出来再说他们不该过问国事了。
可是刚才李世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所有的大臣们都保持着沉默，等着李世民认错。
李世民也知道他该认错，可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当众认过错了，而且李世民到现在依然认为下面这些士兵只是被小人鼓动的，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近几年就是大臣向他提什么朝廷施政不当，或者他本人有什么过失。
李世民都要当众反复诘问对方，使得近几年敢在他面前说真话的大臣越来越少，现在突然出现一群大头兵不但要向他谏言，还要逼着他当众认错。
这怎么可能?
李承乾看出李世民一时放不下面子，便上前一步朝李世民郑重行一礼道：“父皇，数万将士向您进谏不可不听啊!”
李世民闻言扭头看着李承乾愠怒地问道：“他们不过是受小人挑拨，能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李承乾闻言一怔看来还是高估了李世民胸襟了，只能苦笑着耐心解释道：“《礼记.中庸》上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
父皇想想以帝舜之圣明还要多听听老百姓的话，把不好内容隐去，留下好的用在老百姓身上，所以能成就圣王之业。
召公谏厉弥谤时也说‘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
什么瞎子聋子巫医百工都能上谏，何况父皇当面是几万大唐的将士上谏，父皇焉能不听一听?
天子可不能只听士大夫的一家之言，一些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读了两句书横在肚子里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他，一天到晚的胡弹乱奏，这样的人的话才要少听。
这几万将士怎么看也不像是被蒙蔽的无知之人，退一万步说如果有人能把他们骗到这一步，父皇更应该听一听他们要说什么，也好知道对方的目的。”
在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都是实践派，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要听很多人的经验教训，所以他们做出的规定在当时都是经过实践证实正确的。
西周时出了个周公，以他超强的能力对以往先哲的经验和他自己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因此制定出《周礼》。
《周礼》中最生要的一点就是要倾听民间的声音，其中周朝采诗官的设置就是为了统治者能够倾听民间的声音。
后来西周灭亡东周衰弱无力维持这一套机制，就出现像孔子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他以学习维护已经定形的《周礼》为己任。
而放弃继续从民间吸取智慧形成新的礼条，所以他是教条主义者。后来的孟子连孔子还不如，孟子只知道要行仁政，但是怎么行仁政他根本一窍不通。所以通读过《孟子》就知道，他每到一个国家都是呜啦呜啦说一大通自己的话，但是具体的施政方法他一条也说不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考查过当地情况。
国君听完只能告诉他你说的道理很好，可是我没有办法实行。
孟子就是个喷子，只不过当时没有网络跑着去全国各地喷人。
但是喷子在古时候也不受人尊重人家都叫“叟”，后来还人不脸地解释说“叟”是尊称。
后人都说孔孟之道，其实孔孟是有分歧的，我想孔子真能看见孟子的话，一定会背过身去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再后来的法家他们是要做详细调查研究的，但是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做调查和分析，所以法家的东西很容易以政令的形式出台。
先秦以前法家那些人去一个国家游说的时候，一开口他就能切中这个国家的要害，拿出可行的条款。
这也是秦朝由法家建立的原因。
但是法家光从上头看问题就难免出现苛政，这个时候就需要孟子这样的人来纠偏。
从西周后期中国的政治精英就不再从民间吸取好的经验，虽然偶尔会有一些从底层上来的人，但是他们也是读儒家经典上来的。
而且这些人也只有自身的经验，并不能汲取更多的底层经验形成新的思想理论。
这一情况一直到民国，民国的政治精英虽然不再以孔孟为教条了，但是他们以洋人的东西为教条的。
直到***亲自到基层做调查（写了《湖南农民调查报告》），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理论，才一改这两千多年来的风气，重新继承了舜、周公等圣人获取政治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参考信息的方法。
李承乾随随便便一搞就想改变李世民获取信息的途径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李世民纳谏是有选择性的，他是因为怕上面的大臣欺瞒他，所以他要听一听底层的官员怎么说。
所以尽管李承乾一改常态劝说李世民，李世民依然嫌弃他，只是看着城墙下的将士们才勉强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道：“难得尔等忠心为国，朕确实该听一听尔等之言。
你们既然说不该把漠北诸部的降卒放回漠北，那你们说说留着他们做什么，难道让朕把他们都坑杀了?”
“启奏陛下，臣等以为他们也是爹生娘养长到十几二十几岁能打仗能干活了，就这么杀掉怪可惜的。听说太子殿下有意发配他们去给咱们大唐挖金山，就让他们去挖金山吧。”
此言一出房玄龄再也忍不住了，当即站到城垛边向下面大声喊道：“当年突厥强盛时，每次南下劫掠都要裹挟我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