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赵彦一脸懵逼的看向满脸凛然正气的孙长庚，不是说动不动就下跪是满清时候的事吗？难道我被后世网上打嘴炮的那些人给骗了？
实则这个问题还要从源头说起，宋代以前椅子还没有流行起来，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等等。入宋之后，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国从“席地而坐”的时代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
没有椅子的时代，中国社会已经通行跪拜礼，因为当时的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正所谓臣拜君，君也拜臣。比如《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所以说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的礼节。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比如某人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你，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更合乎当时的尊卑阶级的思想。
而宋代虽然是高脚椅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宋人之间却也没有流行跪礼，当时的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又如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从《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可以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可谓是大大下降，另外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其后，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当官的都如此，更遑论普通老百姓，有时候就算见个不入流的小官都要跪下磕头，跪啊跪的，渐渐把骨气都给跪没了。
至于后面的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而且大臣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另外，在清代除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可谓是‘一个头来一个头，声声响亮运亨通。’
以赵彦那半吊子的历史知识，自然不知道这些，他愕然看向孙长庚，见其满脸义正言辞之色，似乎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赵彦一边心中急速思考怎么化解此时困境，一边用余光瞥向王业，却见其眉头紧皱，看向孙长庚的目光一片冷然，明显暂时也没想好该怎么解除赵彦的困境。
掐指一算，赵彦来到明朝也有三四个月了，可以说已经勉强融入了这个时代，只是他平日里接触的多是些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们讲究的是民间的礼法，而非民见官、下对上的礼法，所以赵彦如今遇到眼前这些可称精英阶层的缙绅官僚们，却是有些抓了瞎，想了片刻未想出合适的说辞，时间却不等人，若是再不拿话反驳孙长庚，只沉默应对的话，那与默认有何区别。
到底还是王业阅历丰富，关键时刻他站出来替赵彦开脱了两句：“府尊、县尊，乡野少年少读诗书、不识礼数，不想怠慢了两位老公祖，还望两位老公祖恕罪。”
老公祖，古代对于地方官的敬称，限时已少有人用，不过这个称呼却颇合韩文的口味儿。
韩文虽然平庸，却颇为崇尚古礼，古人见面时两袖一摆，相互揖首而拜是多么的洒脱，所以赵彦跪不跪对于韩文来说是极为次要的一件事情，兼且赵彦给韩文的第一印象不错，再加上方才孙长庚一句大喝令韩文出了丑，故而就算赵彦不为自己辩解，韩文心中的天平也自然而然的倒向了他。
“罢了，先前本官便曾说过，本官未曾正式赴任，今日又是身着便服，诸位毋须多礼，此实乃小事，孙员外却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韩文说罢，也不去看面上一片窘然的孙长庚，而是和颜悦色的与赵彦说道：“方才听王员外所言，这上卿酿乃是小郎君所制，不知是否属实？”
韩文轻描淡写的一句‘小题大做’，让孙长庚的气势一泄如注，他隐约中见到席上有几人在暗自窃笑，笑的是谁自然不言而喻，见到此情此景，孙长庚心中自然颇为忿怒，只是他虽然心中有气，此时却不好发作，只能借着酒意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