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