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诗经》中“风”“雅”歌声偃旗息鼓之后，文学创作一下子没有了头绪方向，文章中奇词、怪句、淫音之放纵，蜂拥四起，尘嚣其上。恰逢此时，《离骚》脱颖而出。于是才情堪比《诗经》而文风未入“辞赋”期间，在艺术气质上，足以逼近圣贤经书者，唯“楚辞”也。难道这只是因为楚地楚人多才多艺的缘故吗？
往昔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7位皇帝）偏爱《离骚》，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撰写《离骚传》时，便有过这样评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公元32-92年）在其《离骚序》中，对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有过这样的评价：喜欢自夸扬名，因愤懑难解而投河自尽。其作品中，关于后羿、子浇、有虞氏二姚女的故事，均与《左转》记录不相符；再者，关于昆仑及其山巅事迹，不曾见于儒家经典。但是，其文章确实华丽雅致，开辟了辞赋先河，尽管不以哲理思辨见长，无疑隶属文艺奇葩。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在其《楚辞章句》中，如是说：《诗经》诉怨，快人快语，而屈原倾怀，情卑词婉。《离骚》成文立论，必定引经据典，像乘龙驭风，援引《易经》，其昆仑流沙，依据《禹贡》。随后，经学辞赋大家，莫不效仿。所以，屈原堪称“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之人也。
再如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西汉第10位皇帝于前74-前49年在位），亦曾如此赞叹：楚辞优秀者，皆符合《诗经》体例。
另外，还有杨雄对楚辞的评价，虽说褒贬不一，但也认为其大体符合《诗经》“雅”训。
上述的刘安、王逸、汉宣帝、杨雄四位，都认为楚辞与经书类同。唯有班固一个人，认为不合乎经传。其实，像这样一些率性的褒贬声音，均属于抑扬失实，批评的不够精准。究其原因，就在于过于轻率，而没有核查深究也。
凡评议文章，若论核查深究，必须例证博举。譬如《离骚》，其陈述唐尧虞舜的刚正不阿，或称颂商汤周武的敬畏顺达，完全符合《尚书》中《尧典》《汤诰》的体例；而讥讽夏桀商纣的狂妄偏执，或痛心后羿过浇的覆灭陨落，恰恰契合了《诗经》中规劝讽谏的宗旨。再如《涉江》用虬龙比喻坦荡君子，而《离骚》拿云霓比喻奸佞小人，这不正是《诗经》中“比”“兴”的意义吗？还有屈原《哀郢》之触情生情，而宋玉（约公元前298-222年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人）《九辩》之君门九重，岂不都是《诗经》中爱国忠君的体现啊……瞻望上述四项内容，不但与经书和谐一致，而且完全是一脉相承。至于《离骚》中，像驾八龙挂云旗、携天神寻洛神、求鸩鸟媒娀女等，确系迂阔怪诞之言辞也；又如《天问》讲“共工倾地”“后羿射日”，以及《招魂》说“九首拔树”“土神三目”等，实属匪夷所思之想象矣；再者《离骚》高调愿学彭成投水，而《九章悲回风》决意侍从子胥尸江，此等狷介狂放之词，乃是桀骜不驯之侠志焉；若说《招魂》，何以渲染男女杂处而不过分，为何描绘昼夜酗酒而不淫义过度，大概是想表达纵情娱乐的极致吧……审视上面四种事实，确实与以往经书不同。
若与《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比较，楚辞的利弊得失，大致如上所述。由此而论，楚辞逊色于三代经典，近似战国时“风”“雅”，却是《诗经》“雅”“颂”的发扬光大，应是后来辞赋的高屋建者。纵观楚辞的体格主旨，虽与经书融会贯通，但在词藻想象上，能够标新立异，敢于不拘常规。像《离骚》《九章》，措辞爽朗瑰丽，诉诸哀怨衷肠，而《九歌》《九辩》，语句美轮美奂，抒情深挚感人；如《远游》《天问》，文思古怪离奇，托志神采异能，而《招魂》《大招》，辞章纵横华丽，想象恣意飞扬；再如《卜居》，标榜随心所欲的真谛；更有《渔夫》，寄寓卓尔不群的气质。所以说，一旦列举了如上之姣姣者，楚辞堪称蔚为大观，旨趣足以继往开来，尤其精彩纷呈的艺术造诣，业已技压群芳也。
自王褒（公元约513-576年字子渊琅琊临沂人南北朝文学家）《九怀》之后，凡追寻楚辞风格者，均没有超越屈原、宋玉的文采飘逸。究其原因，像屈原、宋玉，倾诉情怀哀怨，抑郁深沉而真切感人；叙述离别孤寂，悲切怅惘且难以忘怀；指点山川河流，声情并茂似历历在目；描绘四季变迁，风花雪夜像触手可及也。所以，枚乘（公元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人西汉辞赋家）、贾谊（公元前200-168年字太傅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紧随楚辞风范，得以创造出丽句华章，而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杨雄等延续楚辞余波，终于成就了不朽篇籍……类似这样一些受益于楚辞的文人大家，何止一时一代的人们啊！
凡研磨楚辞者，才高敏思的治学，可以深明大义；投机取巧的猎奇，可学艳词美句；吟咏风月的效仿，可通山川气势；稚童蒙学的亵玩，可知草名花香。他们之中，无论是谁，如果梦想在文坛上驰骋纵横，最紧要的必须是：把握古典经书的车轼，执掌《诗经》“雅”“颂”的准绳，大胆驾驭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