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时正位者，称为天枢，即北极星；所谓地利者，凡面对南方则为正大光明。
《尚书·虞书·益稷》记载“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万人邦国的黎民百姓，共同拥戴贤德者担当帝王大臣，其中的帝王必定是天时地利的人间尤物。）因此，作为言道的经书和述德的纬书，在他们里面怎么能不记载皇天后土的功德伟绩呢？
“箓图”上有这样的说法：“颤颤巍巍，纷纷扬扬，万物在变化中得以生长。”这里面所描绘的模样，就是世间一切合乎道德的万千物种在成长壮大的自然过程啊。所以“丹书”上才有这样的显示：“人情yù_wàng必须因循道德数理才会旺盛吉利，若将道德理论故意扭曲，而去迎合人情yù_wàng，必定危机凶险。”这就是人世间最需要警惕戒备的真谛。而这里面所谓“警惕戒备”者，就是要尊崇“顺道合德”的文化风貌，唯有虔诚信奉这种文化风貌者，才能“道德化生”达到极致，最终成就一位伟大帝王。
《史记·封禅书》中引用管仲的话说过，古代有七十二位君王，都曾经亲临“封泰山禅梁父”的盛大典礼。究其行为的臆念和索求，就是要将他们崇尚敬畏的某种文化符号，通过封禅来昭告天地人间罢了。
传说黄帝在世时，天地之间奇异现象频繁发生，地出大蚓，凤凰降临，于是轩辕黄帝将赫赫功绩铭刻在高山之上，还在荆山之下采铜铸鼎纪念。帝王虞舜也曾经定时巡查祭祀山岳，他的这些事迹见于《尚书·舜典》。西周时，周成王和周康王都举行过郊祭的封禅典礼，这在《乐纬·动声仪》中有所记载。春秋时的齐桓公，不但称霸诸侯，而且觊觎王位，他也曾想去封泰山禅梁父，却被他的宰相管仲劝阻了。管仲阻止的理由是，古代凡进行封禅的帝王，不仅是具备了王霸业绩即可，还必须于天地间出现祥瑞符谶才行。由此可知，封禅中之所以还要使用玉牒金版，就是表明像这样一种盛大仪式只适用于“配天地应时命”的皇帝身上啊。至于管仲在劝阻齐桓公封禅时，还讲到东海的比目鱼和西部的比翼鸟，以及北部的黍禾大丰收，南方出现了三脊稻等，都不过是世间功德事业繁荣景色而已，并不全是福瑞谶纬之象。
论说封禅的书籍，像司马迁《史记》“八书”之一的《封禅书》，不仅是详细阐述了封禅的历史渊源和具体过程，并且凸显了作为祭祀的封禅典礼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所以，在整个封禅过程中，尤其在刻石上公开铭文以及于玉牒金版上秘密祝辞等，都是封禅典礼上最为神奇壮观的内容形式。例如泰山之上，秦始皇的封禅铭文，文笔出自李斯，虽然完全是法家的辞令气势，缺乏仁爱宽容的温润慈祥，但却充满着简洁干练的雄壮豪迈。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吧。再看两汉时期，许多与封禅有关的文章，不但闻名遐迩，而且至今引人瞩目。其中有一个是相关汉武帝封泰山禅肃然山，而另一个则是记载东汉光武帝封泰山禅梁父。前一个就是司马相如奉劝汉武帝的《封禅文》，其内容引经据典，一边阐发封禅意义，一边彰显大业宏图，一边渲染符谶遥相呼应，旁征博引将以往封禅的好处说尽，深入浅出旨在鼓舞君王树立建功立业的信心壮志；这一篇《封禅文》作为司马相如的临终绝笔，又是汉代封禅文兴盛的首唱和典范。后一个则是东汉张纯（公元-56年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东汉大臣）的《泰山刻石文》，其开头模仿《尚书》的典谟，结尾如同祝祷文辞，中间大量引用谶纬言论，与其说分析西汉末年的混乱纷争，毋宁讲宣扬光武帝的天命功德，尽管貌似义理全面而事实清楚，但却属于华丽不足且夸大其实啊。
像上述两家的文章，在泰山上都有刻石真迹，至于其他的，例如扬子云的《剧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虽都没有刻石存在，但写的也是与封禅相关的事情。《剧秦美新》的体例格调明显有司马相如《封禅文》影子，而且其中有太多隐约诡异的言辞和神奇古怪的故事，但在整体结构上确实十分严谨，而且气韵通畅。正如杨子云自我表白一样，《剧秦美新》确实是他殚精竭虑的用心力作。再看班固的《典引》，其行文博雅而睿智，里面借鉴前人得失，并能取长补短，不但义理中正，而且文采飞扬，尤其寓意特别巧妙。正是在班固的《典引·序》中，存在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说：“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辞藻华丽，却不经典；杨子云《剧秦美新》虽然经典，但不诚实。）通过这一篇《典引》风采以及班固评论，不得不说文学艺术只有通过比较才容易明察秋毫，只要把握准确文体格式及其气势刚要之后，再去创作优秀作品并非难事啊。
东汉末期其他相关封禅的作品，像邯郸淳(约132—221年或称邯郸浮又名竺字子叔或子淑或子礼等东汉颍川阳翟人著有《笑林》《艺经》而著名）的《受命述》，明显是在临摹前辈佳作，尽管文辞韵律雅训通顺，却明显属于强弩之末，已经没有了腾飞力量。至于曹植的《魏德论》，其假借主客问答，迂回千言确实用心良苦，但缺乏激情气势而影响甚微。
回首围绕帝王封禅而形成的“封禅文”这一特殊文体，其适用范围即十分局限而又格外明确，所以无论属于异性称王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