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一部专门的《隐书》，共计十八篇。刘歆和班固在编辑目录学时，曾把他们放在赋的最后面。姬周时期，楚庄王和齐威王钟爱隐喻。西汉的东方朔更是这方面的专家里手，但东方朔的辞令过于荒诞不经，无益于拨乱反正和殊途同归的文艺宗旨。自曹魏以后，像倡优弄臣明显遭宫廷上下的反感，于是士大夫阶层便把谐语隐辞引领到谜语的轨道上去了。
何为谜呢？“谜”就是故意含糊其辞，使人疑惑不解。至于如何设置的谜局，他们无论在题目内容的文字措辞上动手脚，还是在表现事物的性质品格中设圈套，总之都一概绞尽脑汁而故弄玄虚，不过是凭借浅显知识来炫耀文采华丽，借此试图达到谜面曲折而谜底中正，并且谋求实现谜面闪烁其词而谜底准确无误的最佳效果。譬如荀卿的《蚕赋》，谜语体例已露端倪；曹丕、曹植弟兄，谜语精练而行文周密；曹髦图像品物尽管波及广泛，但过于纤细乖巧且离题甚远。
纵观古今，无论隐语还是谜语，唯追求义理周全，才是根本要务，而不能像逗孩子玩耍的游戏一样，只为了博得拍腿鼓掌，从而一笑了之的风趣滑稽吧。所以说，探究文章体例中谐辞隐语的格式要求，亦如同诸子九流十家中的小说一样，不过都是稗官采风的对象，借以体察民情志趣，进而指导立国民政而已。作为从事文学艺术的作家或作者，如果一味效仿这些东西，那就真成了淳于髡、东方朔的高徒和优旃、优孟的至交了吧。
总而言之：谐语隐辞，古即有之；转危为安，经典入籍。丝麻金贵，稗草价值；各取所用，短长皆宜。讽谏美赞无定式，恰到好处是常理；喜怒笑骂见文章，是非得失看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