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负责联系杠头，火车站流浪汉们都知道我们找到工作要走了，大家都来送行。你出面条，他出白菜叶子，东一个西一个居然凑了个团圆饭，酒鬼也来了，带了两瓶烧酒。大家热热闹闹大喝一顿，我和李伟心里热乎乎的，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越是生活在最底层，越是落难，越是能见真情。
我们第二天离开火车站，跟着杠头到了工地。
说是一座山，其实也不高，比老家那苍茫大山差远了，顶多算是个土包子。我们负责修建东面的一条路段，全长也就几里地，除了我和李伟，还有两个人，加上杠头，一共五个。
这么点活，五个人我都嫌多，我和李伟就能包圆了。但我们刚去，不想惹出什么麻烦，给活就干，给饭就吃，按照计划每天有条不紊的工作。
干了几天，我发现了猫腻，这个活的奥秘不在于干好干快，而在于悠着干，干少了没事，干多了杠头还埋怨我们。
我和李伟都是棒槌，吃饭的时候偷着问工友是怎么回事。有个老工友叫老唐，他剔着牙教训我们：“你们看不明白吗？修建公园都是上面拿钱，下面承包商的任务不是怎么把它修好，而是怎么从上面的兜里掏钱。这叫市场经济，商业利润最大化，两个毛头小子好好学吧，里面学问大了。”
我和李伟面面相觑，没想到里面这么多花活。
我们都是小人物，在最底层，让咋干就咋干吧。
那两个老工友，都是上了岁数的老滑头，原来是杠头的叔叔辈。在村里没事干，出来进城打零工，指着杠头赏饭。
两个老滑头只干一上午的活，过了中午吃完饭就回到房里呼呼大睡，晚上到附近的居民小区转悠，跳跳广场舞看看打麻将，有时候还在小区广场唱两首卡拉ok，生活的相当有滋味。
工作主要就是靠我和李伟，我们也没什么怨言，甚至觉得这活太好干了。我们初来乍到，虽然看不惯老人，但也不想打破这里的规矩。反正也没多少活，干完拿钱走人。杠头说了，看我们两个有把子力气，他要给我们介绍新活。
这天下午，虽然入冬，可阳光很足，我被晒得没什么精神，坐在避风的地方抽烟。正抽着，李伟慌慌张张从树林里出来，跑到我的面前，不停咽口水，说不出话。
我吐出烟圈：“怎么了？见鬼了？”
“妈的，就是见鬼了。”李伟说着，鬼鬼祟祟左右看看，此时树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四周静寂无声。
我斜着眼看他。
李伟好半天才说明原委，刚才他正在挖地基，一铲子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地上出现个大洞，阴森黑暗，冷风刺骨。
他趴在洞边往里瞄，居然看到洞底下有水泥砌成的砖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