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思想上没了掣肘，尤其是没了儒家在朝堂上唧唧歪歪，再加上首相裴矩这跟随李承宗以后，深受小两口影响，对李承宗和杨倩在搞出来的这个新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那可是赞不绝口，在他的支持下，李汉王朝的政务院和督察院还有李承宗的汉皇联合发布了李汉财政体系改革方案
这个财政体系方案正是以金本位为核心打造的，在这个方案里，李汉王朝取缔了境内所有的柜坊，而代之以新成立的几家商业银行，而监管他们的就是财政部和作为中央银行存在的华夏银行
为了适应李汉王朝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也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李承宗他们在这个时空第一次搞出来了依托金主银辅本位体系而生的货币，那就是在这个时空被人们称之为帝国美元的玩意儿，按照李汉朝廷颁布的铸币法案，一美元折合一两纯银或半钱纯金。这一轮币制改革取消了布帛，粮食等货币替代物，李汉王朝发行的金银铜币成为了唯一的法定货币
要完成这一波币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筹集大量黄金和白银，但这些准备金并非储积于国内，用来维持货币的信用额度，国内则发行银币和可兑换银币之纸币和铜板等辅币，拟订其折合黄金多少，兑付黄金虽然可以，但是却限制黄金离境。为了法定货币，中央政府必须设立行政性的国家央行，那就是华夏银行
有些好笑的是这个华夏银行管制下的几家商业银行，在多年以后登陆大唐的时候，因为它是那些商业银行的头头，还因为华夏银行的旗帜有些花哨，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众们称作花旗银行，这让李承宗和杨倩却是郁闷了很长时间
与币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杨倩借鉴现代财政预决算体系搞出来的汉帝国财政预决算体系，虽然现代财政预算体系起源于西方，但这不能说古代华夏就没有财政预算萌芽，预算与财政活动是分不开的，有财政就会有预算。中国的财政预算萌芽于远古的周代，这时的“九赋九式”制度已经具有了财政预算的色彩。当时规定：来自城郭的税收用于宾客（外交）支出，来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赋用于刍秣（草料）支出，来自200里的税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来自300里的税收用于匪颁支出，来自400里的税收用于币帛（铸币）支出，来自500里的税收用于祭祀支出，来自关市的税收用于膳服支出，来自山泽的税收用于丧纪支出，来自币余的税收用于赏赐支出。“九赋”均属财政经常性收入，前六项带有受益税的田赋性质，后三项是带有工商税性质的物产税，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预算格式。
秦汉时期以后，预算制度已经成为雏形。汉成帝时责怪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这说明汉代各种支出都是有预算的，由于翟方进没有很好的执行预算，从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预算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制度。唐代预算一年一造，即“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此时的预算自下而上，最后形成国家预算。
华夏古代不仅有了财政预算制度，而且制定了财政预算的原则。周代的财政预算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礼记·王制》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入为出。”即以财政收入决定财政支出，丰年可以多收多支，歉收时少收少支。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减少国家开支，提出了“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史记·平准书》载：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即根据官俸等费用决定征收赋税，即根据支出组织收入。
可这一整套古典财政预算体系却是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李汉商品经济，有鉴于此杨倩借鉴近现代国家的财政预算体系，弄了这么一出
杨倩这么做，也是为了未雨绸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财政预算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财政预算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后，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才有可能彻底分开，也才有可能通过议会控制国家的全部财政收支，编制财政计划。因此，预算制度既是政治明煮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也是实现政治明煮化的基本手段。一旦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那她杨倩和自己男人辛苦打造的李汉皇室可咋办？为了不走上斯图亚特和路易家族的老路，李汉皇室只能做新型资产阶级的领头羊，大力发展皇族财团，充当李汉王朝的那个所谓的国有经济核心地位
币制改革和财政预算体系改革共同构成了这一波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方案也被后人称作金色方案，由此拉开的大时代也被称作金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