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台云风心里一样的纳闷，就刚才李昭誉在首相面前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自己不能解决，论亲疏，论实用，都该找自己才对。
但澹台云风不知道，李昭誉压根就不想找熟人。在与温洛的这次接触中，澹台云风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在一个圈子里久了，就会变的自大。
在接触温洛之前，李昭誉感觉自己有一位乾纲独断的祖父，一位天纵奇才的父亲，一位天下敬仰的伯父，其余的亲戚之中，也不乏惊才绝艳之辈，这些人的能力就足够自己学习的了，甚至说，自己也未必能学全。
但在接触了温洛之后，李昭誉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应该跳出自己的小圈子。以往无论是父兄的教诲还是能臣的提点，他都会有动力去做，去学习，但温洛不声不响的表现，对他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鞭策，李昭誉现在干劲十足。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昭誉想要接触更多的帝国官僚，他已经发现了，官僚与帝国的决策层，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接受第一手的消息，比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更有意义。
然而，曼城事变也仅仅是一个开始，通过这一件事，李昭誉管中窥豹，发现这并不只是涉及帝国对藩属体制的战略，也不是一个对外战略可以解释的，而是充斥着皇伯父李君华对于治国、理政的理念。
李君华虽然以君子要求自己，年轻时也有一些理想主义，但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他越发的像他的弟弟李君威，充斥着理性。
这种理性带来的就是他中庸、妥协的政治理念，而在最近二十年，李君华最要应对的就是压制和平衡帝国内部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势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君华开始扶持工会，通过国有企业，把勋贵阶层和工人阶层联合起来，应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渗透。
当然，仅仅是这种平衡是不够的，李君华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抑制和打击资本家的不当得利。
什么是不当得利，资本家靠任何违法手段获得的利益都是不当得利。在帝国的政治宣传中，打压资本家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帝国从不承认资本家剥削这种事，虽然民间以及很多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种理论。
之所以不提，不是说李君华为首的帝国统治阶层不知道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清楚。不提是因为，剥削和压迫帝国百姓的可不只是资本家，还有勋贵。
而如果提起剥削，勋贵显然比资本家更容易引起痛恨，毕竟资本家再怎么着也属于平民这类范畴，而勋贵是实打实的贵族阶层，特权阶层。
勋贵最重要的经济特权就是可以获得帝国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是表明勋贵与国同休，也是为了保护帝国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勋贵，帝国那些国有企业，早就因为低效、腐败等因素而被资本家剥皮拆骨了。
在不能宣传资本家剥削，也就是不能承认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该如何打压资本家呢？唯有宣传其违法，也就是无奸不商。
帝国三十年以前，帝国政府是很在意资本家在国内的犯罪行为的，大量进行打击，相反，资本家在殖民地、藩国或者海外其他国家获得不正当利益，帝国不仅不去控制，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要进行保护。
比如在殖民地，帝国资本控制的私营矿场和种植园，奴隶和奴工的暴动相当频繁，每一次暴动，几乎都会有帝国百姓遇难，这些人，很多就是资本家的亲属或者其雇佣的看管人员。
只不过，一旦这种事发生，一切的奴役都会被视而不见，帝国百姓的眼里只有华侨被屠杀，这些华侨干过什么坏事，是不是坏人，已经一概不重要了。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就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
因为帝国拥有广袤的海外领地和巨大的势力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都得到了开发与发展，这就产生的一个现象，一开始是守法驱逐非法。
因为帝国的法律严苛，和税率比较高，因此很多资本家投资海外，在海外进行商业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顾忌，有时候进行官商勾结，垄断、奴役这种在帝国境内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国外可以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随之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家伙，回到帝国境内，凭借其积累的财富，对帝国原本守法商贾创办的工厂和企业进行兼并和收购，这些产业最终却落在了一群坏人手里。
问题在于，坏人就是坏人，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他坏的肆无忌惮，在有法律的地方，他只是坏的不露锋芒。甚至一些原本没那么坏的商人，去国外经商，见惯了官商勾结和土皇帝横行，也会变质。
长此以往，随着坏人驱逐好人，守法者亏损倒闭，违法者发财起家，只能造成帝国豺狼当道，暗无天日。
因此，遏制资本家的不正当得利，查处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就不能仅限于帝国境内，在帝国之外的地方同样如此。
曼城事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昭誉分别从内阁下属的行政总院、议院的国家外交战略委员会和安全局三处地方，得到了三份资料，同样是曼城事变，三个机构的竟然产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报只尊重事实，详述了曼城事变的始末经过，并没有拿出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或者说，其总结的几点也只是事实，不能定性。
而行政总院的外交部的结论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将之说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