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威感觉，如果是三十年，可能自己在位期间就要被夺取权柄，如果是五十年，多半自己晚年要看哪些资本家玩弄自己的后嗣。这对于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他来说，是多么的煎熬啊。
但是现在来看，太上皇李明勋对于局势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至少到帝国三十九年这一年，李君华已经继位接近三十年，皇权仍然是帝国至高无上的权柄。
作为第二代皇帝，李君华在封建皇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之间维持了一个相当微妙的平衡。这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大的忍耐力和精密的操作手段，李明勋和李君威二人并不缺乏政治智慧和手段，这父子二人缺乏的是耐心。
李君华可以在朝堂中与资产阶级新贵们进行长时间的周旋，在底线和原则范围内进行妥协，并且以正当合法的手段发起反击，维持住皇权对于帝国影响的同时，不至于伤害到帝国的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法制、民权。
而李明勋显然没有这个耐性，在他当皇帝的十年里，内政事务几乎全部交给义子李海打理，本人一点不上心，而面对资产阶级的夺权，李明勋会直接使用安全局这等暴力手段。
当年为了清理士大夫余孽，李明勋授意大臣搞文字狱，也为了对付资产阶级夺权，也发动各部门清查税单。总之就是能讲道理就讲道理，讲不过就用手段。
而如果是李君威来做皇帝，多半也是走向这条路。甚至李君威还会更极端一些，因为他更缺乏耐心，而且做事总是保持灵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没有底线，同时他的心胸相对于父兄也有几分不足。李明勋觉得，如果是自己的幼子成为皇帝，要么会在长期执政中被资本家夺权成为后世英国那样的国家，要么就以军事勋贵为主体建立****政体，成为后世日本那样。
可以说，李家两代四子之中，只有李君华是最好的皇帝。
在太上皇时代，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势力，李明勋采用的是以勋贵来平衡，但不可避免的是，勋贵这种军事贵族在解甲归田之后，渐渐向资产借机阶级贵族发展。
到了李君华的时代，他采取了诸多办法，比如把理藩院辖地和帝国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向勋贵阶层开放，这些逐渐成为了勋贵们的自留地，虽然不能彻底组织勋贵变成资产阶级新贵族，但可以让其与资本家之间产生隔阂。
再有就是深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独立的理念，帝国并不三权分立，但必须三权独立。而资本家在立法系统之中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容易成为地方议员，可另外的两大权力系统则进行严密管控，比如议员的所有直系亲属和姻亲都不得在行政、军事体制内任职，而帝国最高法院几位法官的任职都由皇帝来掌控。
这些人不能出身勋贵，而也要和资本家保持距离，比如，想要进入最高法院，过往履历之中就必须要有‘为民请命’的案例，这个为民请命既针对勋贵也针对资本家们。
无论是李明勋还是李君威，对李君华这种政治手腕都是非常佩服的，但二人一致认为，这种平衡持续不了多久。
因为军事勋贵执掌藩地，导致藩地的法治一直得不到彻底的推行。而因为勋贵们大量涌入国有企业，导致原本就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更加恶劣，以至于除了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大部分企业竟然利润率很低，甚至无法做到收支平衡。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帝国的钢铁企业，同等规模下，利润只有民营钢铁企业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创新能力几乎没有，每年要花大量的盈利去民营钢铁厂购买新的专利，以维持生产效率。
但是从外藩改制之后，李君华找到了另外一种平衡资本家的力量，并且在最近十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资本家的工人爷爷！
帝国工业化造就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群体，比如帝国的纺织工人就有多达七十五万，各行各业的工人就难以计数了，虽然工人阶层相对于帝国巨量的人口来说，还是少的可怜，但是比资本家这个群体可是要大的多。
李君华直接授权帝国所有国有企业建立工会，维护工人权益，随后工会大规模吸纳私营企业的工人。慢慢出现了行业工会，比如帝国纺织业工会，有皇帝撑腰，工会就敢于向资本家提出各种条件，而相对于勋贵与资本家之间的争权夺势，无产阶级和资本家才是根本对立的，根本不用想办法，他们之间就不可能融合，当然，工贼除外。
所以，这些年帝国工人的待遇稳步提高，政治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甚至连国营企业的盈利率都因为工人地位提高而改善，就在去年，李君华还大量清退了国有企业之中一些害群之马、人浮于事之徒，这些勋贵不再担任管理岗位，转而入股成为股东。
当然，李明勋也知道，他的儿子根本不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只是利用工人阶级罢了。但这种改变仍然让人感觉到欣喜，至少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在增强的。
以至于到这个时候，李明勋也不知道帝国会走向什么道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