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元器为西津地区的移民绞尽脑汁，他想了一个比较不错办法，也就是担保制度，我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在南洋推广开来。虽然很多工坊、种植园和劳务公司使用的劳工是非法的，但因为时间比较长，不可避免的对许多劳工产生依赖，比如码头上那些搬运货物的工人可以随便从外籍劳工换成失地农民，但会使用、修理蒸汽吊机的人却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顶上。
很多拥有技术或者参与管理的劳工，或者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且在本地有投资的外籍人士是可以留下来的，但需要有国民或者机构能为他们担保。留下这些必要的人才，才能保证不会因为非法移民离开影响本地的生产和生活。
而这些获得担保的非法移民就可以就地转化为合法的外籍劳工，继而就可以在帝国境内合法生活，并且按部就班的获得国籍，融入帝国社会。”
显然，这个政策是为了帝国，而非为了移民，苏日安略作思索，依旧感觉很有道理，他说道：“底下人说，杀鸡儆猴，在槟城对最为嚣张的缅甸人聚集地下手，以彰显帝国的决心，王爷以为如何？”
李君威笑了：“我觉得不如何。这个办法确实可以获得本地百姓，尤其是国族的支持，但也会造成巨大的麻烦，这个巨大的动作可能会导致南洋各地的非法移民暴乱，也可能会产生武装冲突，流血太多的话，成功了也是失败。”
“那您的建议呢？”苏日安问道。
李君威想了想，说道：“我的父亲曾经给我讲述过一故事，大意就是欧洲某地迫害犹太人，虽然这种迫害是不能接受的，但其中的办法对你的工作有所，我可以赠予你。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我要好好想一想，下午让人送到你的办公室。”
《我没有发声》
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传教士，我没有发声——因为我不是传教士。
接着他们迫害犹太银行家，我没有发声——因为我不是银行家。
后来他们杀死犹太教徒，我没有发声——因为我可以改信他教。
最后，他们开始对付包括我在内的剩余犹太人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下午时分，在办公室里，苏日安念诵着李君威写出来的这首小诗，若有所思。而在最后，李君威写了一段话：非法移民之所以要处置，并非因为他们是移民，而是因为他们非法。而我的父兄穷尽一切所推动的法治已经让帝国形成了共识，非法的人，人人讨厌。非法的帝国公民，人人讨厌，非法的非法移民，也是人人讨厌，讨厌就是讨厌，合法的公民讨厌，非法但是不违法的非法移民也讨厌。
看完了这些字，苏日安明白了过来，他现在只需要弄清楚一件事——谁最令人讨厌，不仅令帝国国民讨厌，也让非法移民讨厌。
而这也就成为了苏日安接下来要调查的课题，接下来的几日，苏日安派人在槟城各地进行访问约谈，对象包括了合法的国民，非法的移民和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最终得出了几个特定的人群。
首当其冲的就是非法的宗教人士，南洋社会各界，不论肤色不分民族，全都对这群家伙深恶痛绝。这些宗教人士有些披着合法的外衣，有些索性就是完全非法的，在他们的母国，宗教人士原本就是统治者，到了帝国境内，躲在法律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他们仍然作威作福，控制着信徒一切。
如果说在母国，他们的行为还算是人之常情，但在帝国就是异类了，要知道在南洋，所有的非法移民都是大杂居小聚居，虽然住所聚集在一起，但日常生活必然接触到国族，试想，一个女人见国族女性可以自由的逛街、购物、恋爱、生子，吃喜欢的东西，穿漂亮的衣服，自己却必须呆在家里，只有在丈夫的陪同下才能出来，必须穿着蒙面的黑袍子，她们会如何想呢？
在母国，这是普遍且必须的，但是在帝国，明明有机会可以不受束缚，却仍旧被束缚，她们如何不讨厌那些执掌教规，滥用私刑的宗教人士呢？
即便是非法移民中的男人，也要向这些人缴纳宗教款项，由其介绍工作并被抽成，受其统御的教派甚至帮派保护，缴纳保护费，赚取的工资大半成为了宗教人士的，想要追求平等自由法治的生活都不被允许，他们又如何不讨厌这些人呢？
连非法移民中的普罗大众都是如此，更何况其他人了，南洋的各级各种衙门讨厌他们动辄以闹事为要挟，把持基层权力，普通百姓讨厌他们排斥他人，不许外人进去经商赚钱，工坊主讨厌他们把持劳工，不能自由雇佣，商界讨厌他们垄断经营，就连乞丐、妓女都讨厌他们，只不过一直不敢对抗，就连官府都投鼠忌器，更不要说其他阶层了。
苏日安调查出结果之后，欣喜万分，庆幸是这样人，不仅因为他们不得民心而好对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非法移民的关键，教会、帮派、劳务公司和同打尽，非法移民就是一团散沙，可以各个击破了。
在搞清楚之后，苏日安当即行动，联合了槟城治安局、宗教办、陆军宪兵和马来亚保安一旅一个分营，合计七百余人，浩浩荡荡的进入了槟城二仙桥区的成华大道。
成华大道两侧分属两个区，聚集着孟加拉人和爪哇人，这两个族裔都信仰天方教，两族加起来人数很多，槟城户籍单位掌握的有四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