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土匪名字叫钟建祥，淞沪会战之前，曾在上海做过水警队长，因与上司不合，后回老家做了县保安团团，钟建祥也就提前安排家人撤离此地，国军稍作抵抗便在夜间撤防了，只独独留下了县保安团。
钟建祥没有预想到国军会有这么一手，发现国军都已经撤走时，保安团已经被围困在县城里，拼了老命，撕开日军包围圈的一个豁口，从而侥幸逃到了深山密林之中，也就逐渐形成了现在这个令日伪头疼的土匪武装。
伊藤一行人来到了县城，见到了钟建祥的老父亲。出于礼节，伊藤还是很尊重老者的，请老者喝茶、问好，可这位上了年岁的老者却卑躬屈膝，一副奴才模样。同为中国人，沈砚白看见这样毫无羞耻的老者，都觉得脸红的发烧。
老者说，愿为太君效犬马之劳，其子愚钝云云。
伊藤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交谈，他甚至怀疑老者与钟建祥是否是亲生父子，如此孱弱的、不知廉耻的父亲，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强悍、不屈的儿子呢！
此前，日伪汉奸曾命其父亲写过一封劝降信，后捎给了钟建祥，钟建祥看到信后，将书信撕的粉碎，并让日伪谈判代表回去转告父亲，忠孝两难全，一身戎装自是保家卫国为首选。
与老者交谈之后，伊藤又与先前劝降的日伪代表开了一个分析会，日伪代表认为钟建祥麻木不仁，不念及父子之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匪。
伊藤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说，如果钟建祥真的不念及父子之情，你们去谈判也就回不来了，正是因为他父亲在你们手上，他才有所顾忌，不敢对你们下手，这就说明他其实还是很在乎他的父亲。
伊藤也就是想以其父亲为突破口，再次与钟建祥谈判。日伪代表说，上次谈判时也利用其父亲的生死做威胁，但钟建祥油盐不进，并说愿意杀就杀，倒正好成全他的忠义之举，他不在乎。
伊藤认为钟建祥还是在乎其父亲的生死，只是此人有大局观，看的比较深远一些而已。伊藤认为钟建祥料定日伪不会轻易对起生父动手，故此说的那么绝情。劝降没有奏效，总归是方法不对。
见伊藤有意亲自去土匪窝谈判，日伪一众人都说风险巨大，并劝伊藤不应该亲自前往。石川也劝伊藤不要冒险，他还说身份、职位上也不对等，这样的谈判很不合适，石川表示自己愿意代为前往谈判。
沈砚白也站了出来，她提出伊藤显然不合适亲自出面，石川同样也不宜出面，毕竟日本人的身份过于敏感，怕是钟建祥更不容易接受谈判，甚至会激怒他。
面对一个顽固不化的悍匪，沈砚白的建议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伊藤也似乎受到众人言论的影响。伊藤是对钟建祥的资料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钟建祥受过良好教育，不至于无法交流，但回头想想这些年此人做土匪的经历，更有他手下一众土匪或许真容不下谈判的场面，由此做出什么不顾后果的事情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此想，伊藤才觉得亲自去谈判的确有不可控的风险。
伊藤最终放弃了亲自去土匪窝的打算，他只是想有一个可以与钟建祥平静坐下来谈话的机会，显然这并不容易。
沈砚白提出还是先以围剿，兼顾劝降的策略，这样是最稳妥的。沈砚白之所以提出围剿，这是她知道围剿不会有多大效果，否则早就围剿成功了，她提出建议，也只是表示自己的存在，以及对日伪的所谓忠诚。
果然，沈砚白一提出围剿，当地日伪就说，这股悍匪异常狡猾，山高林密，日伪部队很难对其形成有效打击，此前多次围剿均没什么效果，而且日伪部队每次都有伤亡，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沈砚白非常清楚，自己的建议一定会被人驳倒，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表面上算是为挽回面子，沈砚白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她继而提出，围剿不行的话，就拿钟父开刀，不相信钟建祥真的不在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留着钟建祥的父亲也没什么价值，以通匪之名杀了算了，省得麻烦。
沈砚白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建议看上去的确是心狠手辣，不过她认为像钟父这样人活着本身就没什么意义，对钟建祥来说，这老爷子就是一个拖累，其父死于日伪手里，反倒是件好事。
沈砚白的这个建议，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当地日伪的想法，只不过南京新政府一直在招兵买马，钟建祥所部也在南京新政府的视野之中，所以想要对钟父动手，是需要南京方面的同意，这次伊藤前来处理这件事，不仅是奉命日本派遣军之命，也是南京新政府授权的，所以也只有伊藤有这个权利去处置钟父。
见伊藤的助理沈砚白提出这个建议，当地日伪立刻响应，认为这是可行的。伊藤暂时没有更好的方案，于是决定按沈砚白的意见，先做一个计划出来，然后再讨论这个计划是否具有操作性。
这次计划的制定做到了群策群力，当地日伪更熟悉情况，计划的方案设计以他们为主，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县城及周边乡村大量张贴告示，以一周时间为限，让钟建祥到县府大院来，协商议和大计，如若不来，以其父通匪之名，将被当众斩首。
沈砚白提出可以在告示中加上承诺内容，可以以县府名义承诺此次商谈成功与否，都将保证钟建祥的来去自由，并让全县百姓做监督。
沈砚白的这个提议，当地日伪没有任何回应，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