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这几个月来一直在翻故纸堆，以理清“禅让”说法的来由和脉络。韩非那句话，从根本上否定儒家所谓的禅让，这点是勋早就知道，只是韩非的理论为始皇所敬，为暴秦所用，搁汉朝实在缺乏说服力，所以仅仅这句还不够，还希望能够找到更早先的、更明确的证据。
其实他最希望能够找到《竹书纪年》，那书可古老，究其源头，恐怕不比《春秋》来得晚，其史料价值是《韩非子》之类战国百家之言所无法比拟的。
所谓《竹书纪年》，本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史书，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书入于魏，由魏国的史官继续编纂下去，直至魏襄王（一说魏哀王）时代。书中零星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语，可以证明所谓“禅让”，不过是儒家虚构的上古乌托邦而已。
根据史书所载，此书一度失传，逮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才被盗墓者掘魏某王之墓而得，因为是用魏国大篆写在竹简上的，故定名为《竹书纪年》，又名《汲冢书》。晋武帝司马炎乃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辨识、翻译，因为遭逢“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政治动荡，导致工期拖延，一直到东晋初年，才由著作郎束皙最后整理完成。
然而是勋上一世所见到的《竹书纪年》，也早已非其原本啦，此书宋时再度亡佚，到元、明之际才重现刻本，称为“今本”，但被很多学者指斥为伪作。清代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古书中所引用的《纪年》章句，并加以考据，编成《汲冢纪年存真》，称为“古本”——是勋所读到过的。就是又经许多专家考证和补订后的这个古本。
那么此书从魏襄王或魏哀王时代终稿，直到西晋时候掘墓所得竹简，中间这几百年间就始终湮灭无闻吗？其实也不见得。古籍因为周期性的动乱而大量亡佚，第一场大祸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啦。始皇并没有真把所有书都烧光，只是禁止民间私藏而已，内库里可还都留着一份版本呢，问题等到霸王项羽进入关中，一把火焚尽秦之宫室。这最后一版也泰半化为了灰烬……
然后西汉末年又有王莽篡位，导致赤眉、绿林之乱，东汉末年有董卓焚烧雒阳宫室，说不定《竹书纪年》原本并不仅仅埋藏于地下，世间也有传本，结果在这三场浩劫的其中某一场，终于湮灭无闻，如上所述，要等西晋才又挖出一孤本来。
倘若果然如此，那么从秦至汉。其间必然有人读过这部书，对于其中章句，或者会有所引用啊。是勋在兰台一忙好几个月，就是想找那些零星记载出来呢。
嘿，你别说，最终还真被他找着了不少，而且是后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文章……说不定这些书，是在其后“五胡乱华”、五代十国、金灭北宋、元灭南宋，等等等等，诸场浩劫当中。才彻底消失不见的……
想起来还真是使人悲从中来啊！
不过是勋如今并没有功夫为未来之人担忧，他必须先顾眼下，说服刘协把皇帝宝座给主动让出来。于是深入考据、反复筹谋、精密编织，终于准备好了一大套的说词。就先从未必靠谱的韩非之言说起吧。
果然刘协一皱眉头：“韩非之言。安可信耶？”
是勋微微而笑：“岂独韩非不可信耶？旧籍往往传抄讹误，今人往往望文生义，是以禅让谬种流传。臣按典籍，称禅让有者，多不可信，称其无者。亦比比皆是也。”
刘协略微回想一下，便即问道：“朕闻夫子亦曾道及禅让，有诸？”
是勋点点头：“有。”随即却又摇头：“然不可信。”
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孔子提及禅让，一般认为只有一处，在《论语》的最后一章。原文为：“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是勋说了：“论语者，诸弟子记夫子之言行也，非夫子本作也，固不可免其误记。而况诸篇皆道夫子及子路、子贡等贤达之言行，独此篇茫然追记上古事，此必它文窜入，或有脱漏也……”
这也并非是勋别出心裁，鸡蛋里挑骨头，历代学者亦多认为“尧曰篇”前言不搭后语，应该是中间有所遗漏、脱文。是勋更进一步把那几句话给否了，说我不但怀疑有遗漏，还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它文窜入的，本非《论语》原意。
要知道古时候都以竹简为书，编简的皮条很容易磨损、断裂——孔子读《易》而“韦编三绝”，那是真事儿，并非夸张——加上没有记页码的习惯，重新拼起来就很可能拼错。这还不象纸书，一页上好几百个字儿，前言是不是搭后语，很容易瞧得出来，这一条竹简上最多也不过二、三十字，也就一两句话，那太容易插错地方啦。
当然啦，直接否定原始材料，这在后世的网络辩论中经常能够见到——往往有那嘴硬的，对于符合自己需要的典籍就死抱着不放，对于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典籍，一句“尽信书不如无书”就直接给否了——这年月可还是新生事物，光靠这门耍赖手段是无法说服刘协的。好在是勋要脸，不仅仅否定而已——
“即所言真有，亦乃尧命政于舜，舜命政于禹也，未直言禅让。”那两句古文含混不清，光看字面意思，是帝尧把政权交给大舜，“舜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