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真正实施时，新党就犯了言行不一致的错误。说是只在河北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3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差不了太多…
在留存至今的史料里，已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皇帝本人的决定。但它既以大宋皇帝的名义发布了，这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理念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王安石变法的本身、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王安石也很清楚青苗法出台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迎接挑战，他做了一至关重要的决定——给一个人升官！
29日。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定期和皇帝面对面的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比这职位更恰当的了！很快就会证明。这决定有多么的英明及时。
10月3日，富弼辞职。公开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
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现在，他在不能阻止、更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不掺和了！
富弼临走，神宗皇帝召见，问“你走后，谁来当宰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问“王安石如何”接着轮到富弼默然良久…
富弼离开了开封，这之后，他再没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位标准绅士！
历史学家们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北宋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谁能做到“克己复礼”这4个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信息、一立场。富弼当初上台，就是皇帝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富弼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现在走了，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同时，陈升之被任命为宰相，是皇帝想在富弼走后，为变法派再竖一块挡箭牌。但是陈哪有富的威望？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此前百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如庆历新政、濮议之争…都相形见绌。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早己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的程度。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而之前，司马光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不能容忍！
于是几天后，神宗皇帝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宰相有什么看法啊”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如今中书省内一共4人，两位宰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两位参政王安石、赵抃皆楚人。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接下来司马光就在皇帝面前力赞两位北方人：富弼、韩琦…以地域之别来定人之贤愚，真的不知司马大师是从哪一段历史上得到的如此经验教训？
不过接下来这一段对话，司马大师还真的有点真知灼见。皇帝“王安石这人如何”司马光“王安石确实是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