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崇祯十六年，虽然哪怕纽科门蒸汽机领域的突破也没有什么进展，被寄予厚望的电学更是因为成本和应用问题仅仅局限在实验室里，就如同这个时代的气枪一样。可是从工具农具领域的中高碳钢推广、喷汽船的局部运用，新式马车的推广、蜂窝煤的推广、超过数千万石粮食乃至更大规模文教资源的海外输入都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改变着原有社会的面貌，让劳动变的轻松或者高效，似如在并不算长的时间内从青铜时代进入到了铁器时代一般。同时，沿着西北交通线不少马匹的引进和推广也让劳动负担进一步减轻。
年景不算太好的崇祯十六年，就如同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丰年一样。当然，仅仅是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挽回这些日子以来萧轩在文化政策家庭制度上同根深蒂固的各阶层习惯对着干带来的巨大声望损害。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让这个时候的萧轩的名望空前提高起来。
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甚至可以上推到崇祯十年以前第一次戡乱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萧轩就提出过一系列假说：如细菌等微生物的广泛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微生物是很多疾病乃至尸体腐烂的根本原因。广泛的存在于世间的各个角落并集中于一些肮脏的地方。如果饮水或者起居的之后不加小心，不讲卫生就很有可能染病。
这样的说教其实就像民国时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没有起到多大效果，甚至可以说连“新生活运动”的效果都没有。因为这些说辞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认知中似乎玄而又玄，并不符合日常的经验和逻辑。
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第一架能够放大四百倍的显微镜被制造了出来，能够放大二百倍的显微镜也开始能够进行小批量的生产了。这些小批量试制出来的显微镜在整个崇祯十六年的夏天和秋天大概一百五十天左右的之间内进行了广泛的公演活动。这些日子里每架显微镜之前每天都有有四五百人十二时辰轮流来利用这些显微镜观察看到的景象。同全国各地基层抽选而来的百万名基层民众都亲眼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一些平日里常见的赃物上的细菌，尽管那些细菌在倍数并不算太高的显微镜之下似乎小的如同螨虫一般。
从这一年开始，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的卫生习惯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似乎发生了变化，即便在很多偏僻的乡村，人们也懂得在干完农活的时候不能用脏手轻易的去柔眼睛，不要轻易的喝生水，身上的泥太多了即便根本没有条件去洗澡也要经常干搓等等。
当然这些卫生习惯带来的效果被真正的体会到似乎还需要一个延迟，不过萧轩相信。就像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样，虽然温饱状况相比旧时没有太大的改观，可当大众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所谓“民间疾苦”中的疾字恐怕就要终究退居第二位的位置上了。
崇祯十六年发生的种种变化让萧轩可以确信，在这一年整个天下的财政收入也必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在临近新年的消息汇总当中也终究如同萧轩预料的那样。
海外赔款和其他各种殖民收入，如果连泰西运来的规模不小的文具也算在内的话，总计价值就折合九千二百万两，折米价八千五百多万石。等于在以前中原巅峰时候财政规模的基础上突然之间多了一个“影子财政”
同时规模扩大到二十七万人规模的官营工场和矿场，从纺织到采煤乃至运输等各个领域的收入就高达三千万两上下的规模。东北的开发乃至不少地方在海内移民迁徙到海外之后的官营农场的收入规模也开始大幅度的增加了，这方面的官田收入加上其他盐酒类的收入同样多达上千万石。
再加上以商税、农税、国债等几方面的财政收入就这样，海内的财政收入在这一年的时间内竟然猛增到一亿一千万两的规模，整个财政所得超过了两亿两或者一亿八千万石米价，完全不逊色于晚清末年最高峰时候的财政实际规模，甚至还要远远超出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教育投入和各种奖励基金总计高达五六千万两的吃钱大项不再成为问题，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的完善不再成为问题，一时之间，整个政权还第一次拥有了规模不小的财政盈余。道路交通的完善，马政的发展也开始在这一年得到了上千万两的投入。
多年来的积累似乎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进入到由量变转向质变的阶段。按照内情部乃至新亲卫营多个单位的调查统计乃至大致估算，大军展开远征的崇祯十年前后的时候，全国的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应该在三百公斤上下的水准，大致四千万吨左右的水平。工商业的总规模大概相当于农业五成，这还是戡乱战争之后哟就很多恢复的结果。
然而到了崇祯十六年，人均粮食产量估算在三百八十公斤上下的规模，国内的粮食产量接近五千万吨，此外有四百万吨上下的粮食输入。工商业总规模开始明显的超过了农业的大致产值，整个社会的总产值开始超过折算二十亿石粮食。
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除了政府负责的教育体系之外，各种民间的培训机构乃至自学考试培训机构也开始在这个时候于民间兴盛起来。经济上的改善乃至海外获得的大量利益开始真正让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除旧革新给人们带来的并不都是巨大的内乱乃至痛苦。在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之后，整个天下也都开始变得有些不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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