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旧历七月之后整个京城及邻近地区罕见的接连七日阴雨，虽然雨幕并不算很大，但蒙蒙的小雨时断时续。准备围攻城池的明军觉得这样的阴雨天在不利于火器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一试，尤其是火光很难照亮整个城防的时候。因此虽然在之前三天猛烈的进攻中伤亡损失严重，还是在多个方向上从白天到夜间尝试了几次袭击。
然而进攻的明军却发现，因为在城墙内侧几十步以外的防御阵地上早就准备了依托马车、随时可以展开的布蓬。守军在防御时的铳炮火力并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甚至在防御的时候的那些单体弓也受到的影响不大。可是进攻的一方不仅仅是携带火药进行快速爆破不方便，随身携带的火器和弓箭进行进攻在这样的雨天似乎都成了问题。
明军也曾试图在临近城头很近的距离上修建遮雨的工事，可不知什么原因，城外在临近城墙不远的地方进行工事作业的时候总能被看似没有多少人查探的守军观望，并很快以精确的弹矢展开攻击。几经较量之下，明军最终还是放弃了在这样连绵阴雨的日子里展开进攻。
也就是在这短短七天左右的时间是，萧轩却不吝啬上百万两银子的酬劳组织城内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五十多万人口中的十五万丁壮冒雨劳作完成了百余万土方量的简单工程，在短短七天时间内就把连绵四十多里的内墙变成了虽然有一定的坡度，但却十分坚固的堤坝。
大雨过后，城外的明军继续展开了进攻，在并不算宽阔的地方一连展开了七次至少上千斤黑火药的爆破，可也仅仅是将整个土墙向后炸的稍稍倾斜了一些，突破口的宽度仍然很容易被守军封闭。至此，似乎在之前的进攻战中消耗了太多的能量，战时也渐渐平息了下来。
此时的孙承宗等人也发现，不仅仅是火药暂时面临缺乏，就是整个队伍内专门准备的后备劳力、财力、乃至专用的工具都远不及城内的守军。毕竟，这此时的京城内也有十多万以上的人力乃至数万守军，同历史上其他一些情况下的守城战相比，守城的一方虽然在火炮乃至铠甲等方面处于劣势，可是人手却并不明显处于劣势。
必须在运河通航期遇到问题之前从南方调集更多的粮食、物力，组织更为庞大的人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工程能力等方面压倒守军，并通过在城外进行人造高地、土山等手段扭转局面。
不过在得知了顺天府攻城的一些消息后，南京的桂王朱常灜却停止了向北面的钱粮发放。很显然，此时没有了外虏牵制的孙承宗袁可立等人领导的辽东军，已经成为一个比历史上遭遇松锦之战等不少败仗后的吴三桂等人底牌还要雄厚的军阀集团。南方的很多朝臣也都认为此时的京城崇祯帝已经成为瓮中枯骨。如果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围攻的北方集团拿下，说不定靖难之事会重演。而且相比历史上的靖难不同的是：孙承宗固然没有朱棣那样的身份，但完全可以扶植河南的福王登基，手中的军队和底牌可比朱棣起兵的时候雄厚多了。在这个时候很显然还不如留着京城的崇祯牵制和消耗那些北方军阀的们的力量，至少这样看来，也可以为整个南方赢得一丝喘息和建军乃至巩固实力的机会。
孙承宗在得到来自南京的那套诸如不要贪功冒进，围困住城内的逆军就可以稳妥取胜之类的套话之后也不禁感觉到了一丝无奈。
毛文龙等人却不以为然的劝道：“经略大人也不必过于忧虑。南方不给我们支持，我们手头也有足够的力量自己讨饭吃，自己动员山东、河南等地的力量筹集人力和物力，不过是过程稍稍缓一些罢了。最迟再过两三个月，等今年北方各地的秋收之后，或许我军就有了足够的物力与资源展开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不必等到跟城内的守军比拼存粮了。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可以扶保福王上位，至少也会拥有半个天下。。。”
孙承宗对这些毫无顾忌的叛逆之语不以为然，不过身为北方人，也不愿意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最终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就这样，持续了多日的北京城一带的城防战高潮渐渐过去，交战的双方也转入了对峙。从近卫军和勇卫军各旅乃至教导旅到城内的其他动员力量也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
京城的百姓乃至山东过来的移民中其实都有不少识字的人，只是即便是“识字的人”往往也只能在多年不上私塾之后偶然记得一百到几百个字而已。所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大概也就是由此而来。扫盲教育的本钱即便在京城之内，此时的萧轩也是没有的。可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学习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仅仅要求会讲官话就成。有些山东来的官兵连辽东口音的官话当然也觉得很别扭，因此不少临时编组起来的队伍都临时安排了瞎凑合的“文化教员”这才让汉语拼音教育很艰难的开始推行下去。
只不过这个时候还算能够完整读书识字的一些人忽然发现，这些汉语拼音“教材”所教授和讲述的东西并不是圣贤之书，甚至连诸子百家都谈不上。乃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思想及其理论，虽然这当中一些对社会论述的道理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然而其核心思想对一些基本的lún_lǐ纲常的挑战，甚至对整个皇权的挑战都是颠覆性的。如果不是此时京城的原有官员们已经彻底的靠边站并且被软禁起来，整个萧轩依靠的统治群体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