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都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口沫四溅地畅谈人生哲学。 但是，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是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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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mài_yín的犯人汪木林，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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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母亲离家出走，三兄弟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母亲离家的时候光秋刚刚懂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母亲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母亲最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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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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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秋虽然从小缺乏亲人的关爱，但他的婚恋经历之丰富，却堪称一本“教科书”。
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湖建鞋厂打工时，光秋和一位漂亮的荆襄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
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最终协议离婚。
妻子去羊城打工，重新交了男友，光秋则去了原，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队工作，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离过婚的女子介绍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
光秋不识字，合同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光秋投入了手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
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外有人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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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用情不专，光秋最在意的依然是他的结发妻子。妻子去羊城后，光秋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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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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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秋的孤独相，汪木林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南华省河源市，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玉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修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
汪木林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玉海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被警察遣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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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木林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汪木林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潇湘、天府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玉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汪木林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好。声名狼藉的汪木林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学校，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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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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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长大的留守儿童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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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没有下”。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关进这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