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雄的困惑和怀疑分毫不差地落在了段达的眼里。
既然坦诚，那就坦诚到底吧，也没必要遮遮掩掩造成误会了。
“内史舍人封德彝。”段达不待李子雄质疑，就主动“坦白”了，“封德彝奉旨赶赴高阳，于初七下午途经巨马河，因大道阻绝，遂滞留至今。”
内史舍人封德彝？李子雄恍然大悟。虽然封德彝是河北人，但封德彝与裴世矩都是高齐旧臣，这种特殊经历让两人都烙印上了特殊的政治标记，在中枢中常常形成某种默契，以便各取其利。此刻裴世矩急需调整他的外交战略，而封德彝因为老越国公对其有知遇提携之恩，受杨玄感兵变之拖累岌岌可危，两人一个要稳定南北关系，一个要积极自救，正好需要携手合作。
只是，同样的疑惑再度出现，段达是西北武人，封德彝出自河北世家，这两个人分属不同阵营，因何而合作？
“你对封德彝说了多少？”李子雄当即问道。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子雄不相信。他对封德彝非常了解，两人都是老越国公的政治盟友，一度是老越国公左右中枢的左膀右臂。
封德彝之所以是政治上的“不倒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投身于老越国公门下，河北封氏因此在政治上依附于弘农杨氏，甚至还与弘农杨氏联姻，封德彝娶了老越国公杨素的堂妹，而老越国公每每在政治风暴中都选择正确，因此也造就了封德彝的“不倒”之名。
老越国公杨素死后，保守派再失一杆“大旗”，实力损失巨大，这直接导致保守派在与改革派的斗争中落于下风。关键时刻，封德彝看到“风向不对”，马上寻找退路，与江左人内史侍郎虞世基政治结盟，果断向改革派靠拢，脚踩两条船，做了一个“骑墙派”。杨玄感对封德彝的“倒戈”非常愤怒，双方关系随即紧张，并迅速疏远。
事实证明封德彝背离弘农杨氏、疏远杨玄感无比正确，他的政治敏锐性令人叹服，能够在政治上做个“不倒翁”的确需要超绝天赋。由此也能推断出，值此关键时刻，关系到封德彝政治生命能否续存的重要关头，封德彝肯定会在政治上做出非常举动以自救。这个非常举动，难道就是纡尊降贵，与段达合作？李子雄当然不相信。
“封德彝为何相信你？”李子雄毫不客气地质疑道，“你能给他什么帮助？”
段达神情尴尬，眼里掠过一丝不悦。他是依靠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在李子雄、封德彝这些簪缨世家子弟的眼里始终就是一个土包子，一个卑微之徒，不受尊重，不受待见，自尊心倍受打击，但大局为重，此刻也只能忍了。
段达犹豫了片刻，说道，“这要从白发贼攻打高阳说起。”
李子雄冲着他挥挥手，示意自己洗耳恭听。
段达踌躇不决。要想赢得李子雄的信任太难了，但若想把自己和封德彝之间的合作说清楚，难免会被李子雄抓住把柄，一旦泄露就对自己不利了。至于请封德彝出面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这其中蕴含的风险太大，封德彝不会涉足，最起码在没有看到实质性利益之前不会出面，而自己也不愿也不敢求助于封德彝，看封德彝的脸色，受制于封德彝，最终还有可能被封德彝卖了，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然而，段达若想在仕途上再进一步，第三次东征的功劳是必须的，而南北大战的功劳更是不可或缺，为此段达只要在涿郡留守的位置上待一天，就必须兢兢业业，必须竭尽所能在北疆镇戍上取得成绩，而这个成绩不仅包括稳定幽燕形势，更要在南北关系上抢占先机，但现在段达的敌人太多了，不仅有塞外北虏，有幽燕地方势力这些强悍的“地头蛇”，还有齐王、李子雄和白发贼这三条彪悍的“过江龙”，可谓强敌如林，步步艰难。
好在段达和“过江龙”们有共同的敌人，短期内也有共同的目标，这给了双方合作的基础，而合作的前提是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真正的合作，所以段达不论是为了大局还是为了私利，也不论是为中土国祚还是为了自身前途，都需要与“过江龙”们的合作，所以他有必要放低姿态，利用自己的天然优势，首先让对方看到自己合作的诚意，否则互相猜忌互相利用，甚至背后捅刀子，结果可想而知。
段达毅然决定赌一把，他和李子雄都是西北人，有共同的地域利益，只要不是生死大仇，彼此都不会置对方于死地，毕竟中枢里西北人越多，卫府中西北人越多，对西北就越是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所以相比较起来，段达宁愿相信李子雄，宁愿和李子雄精诚合作，也不会相信封德彝，与封德彝与虎谋皮。
段达随即把自己与封德彝暂时合作的前因后果做了一番详细说明。
政治上只有利益，政治对手因为利益而合作乃司空见惯的事，所以李子雄对段达和封德彝携手合作不以为奇，他好奇的是两人为何合作，有什么共同利益所在。结果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封德彝为了自救改变了政治立场，积极帮助圣主创造第三次东征的条件，而段达为了赢得更好的政治前途，也积极帮助圣主创造第三次东征的条件，于是齐王和白发贼就成了他们牟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段达身份地位权势都有限，他无法从齐王身上牟利，也不敢轻易卷入皇统之争，他的借刀杀人之计的“刀”就落在了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