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一，河北清河。
崔弘升率军抵达清河城，与清河崔氏、张氏、房氏等豪门世家紧急密商。
这是以永济渠为界的、以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为核心的、河北南北两大贵族集团，就东都兵变这一政治风暴，对整个中土局势、山东局势乃至河北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所进行的一次政治上和利益上的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拟制一系列对策的正式磋商。
双方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等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求同存异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争论不可避免，且有难以妥协之趋势。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东都兵变的政治评估不一样，于是在处理黎阳的问题上就有了不同的策略。
代表清河崔氏参加这次密商的是崔君贤，山东大儒，宗正卿崔君绰和水师长史崔君肃的弟弟，现任清河太守。他对这场兵变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这场兵变的主要目标是改革，是激进改革派和激进保守派之间的一场对决，最终会把所有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卷进去。而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已不是这场兵变的主宰力量，主宰力量是改革和保守之间的矛盾，是既得利益集团与既失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关陇人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而山东人和江左人则属于既失利益集团，其中一部分圣主所信任和器重的贵族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所以在这场风暴中，大部分山东和江左贵族都有幸成为“看客”，其中胆大且实力强大者必是从中牟利的“渔翁”。
清河崔氏就以“渔翁”自居。崔君贤的乐观就在于这场兵变肯定能达到阻碍改革的目的，风暴过后改革就进行不下去了，甚至全面倒退，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的真金白银。而鹬蚌相争导致关陇人遭受到了自中土统一以来最大的最沉重的最惨烈的打击，既得利益集团虽然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最起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恢复元气，需要养精蓄锐，需要韬光养晦，需要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政治上的妥协和利益上的让度，以便让豪门世家为主的上层统治者联起手来，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让门阀士族政治再一次主宰中土，而要实现这一终极目的，就必须把改革力量打得抬不起头来，一蹶不振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巩固和加强这场兵变的政治成果，最终把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转化为沉甸甸的丰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清河崔氏已经认定杨玄感及以其为首的政治势力必将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关陇人因此元气大伤，此消彼长之下，山东人和江左人必定再度崛起，三大贵族集团终于平起平坐，共同瓜分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了，诸如像清河崔氏这等山东和江左豪门就成了这场风暴的真正的胜利者，“渔翁”做得好轻松。
从这一政治评估出发，清河崔氏理所当然要积极谋划在风暴后的政治格局中牟取最大利益，所以崔君贤拿出的对策是，以河北全部力量、以最快速度拿下黎阳，为杨玄感敲响败亡的丧钟，同时剿灭以白发贼、河北贼、齐鲁贼为主要力量的大河南北的叛乱队伍，迅速稳定大河南北的局势，为圣主和改革派沉重打击保守力量创造最好条件，为逼迫关陇人在风暴后以政治妥协和利益让度来赢得山东人和江左人的结盟打下良好基础。
这是无可非议的一件事，这场风暴之所以发生，与国内局势的日益恶化，尤其是大河南北叛乱迭起屡剿不平的混乱形势，有着直接关系，所以说山东人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推手是有真凭实据的，为何叛乱迭起？为何屡剿不平？当然与山东豪门世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心照不宣而已。如今风暴爆发了，改革要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了，圣主和改革派要报复，要秋后算帐，山东豪门世家就要倒霉了，要付出代价了，比如河北叛乱最为严重的清河和渤海，这两郡的贵族肯定要遭到无情打击，所以清河崔氏要未雨绸缪，要把利用价值基本“榨干”的叛乱队伍剿灭了，要摧毁这个必将给自己带来损失的重大隐患。
黎阳一战是剿灭大河南北叛乱主力的最好机会。黎阳仓是诱饵，把缺衣少粮的白发贼、河北贼、齐鲁贼全部诱到了黎阳，而杨玄感偏偏又正好在黎阳举兵造反，于是两支叛乱队伍自然就合二为一了，正好给了山东豪门世家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血腥剿杀的最好借口。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焉能错过？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错过了就等于自杀，等于白白葬送山东人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要说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就连整个山东贵族集团都无法原谅这一历史性的错误。
崔君贤代表了清河崔氏，清河崔氏代表了永济渠以南的河北贵族集团，所以崔君贤的这个平叛策略份量太重，崔弘升无法全盘否决，只能据理力争。
崔弘升对这场兵变的态度非常悲观，之所以悲观，不是从国内政治局势和中土三大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站在中外大势的高度，从中土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连遭重挫后南北关系迅速恶化出发，如此一来，这场风暴不论结果如何，对中土都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而这个打击很可能是中土走向崩溃、统一大业分崩离析的开始，所以崔弘升的主张是，河北人不杀河北人，河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