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东都的关键在哪？在皇统。
不论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由山东豪门和虏姓权贵所发动的军事政变，还是九年前那场由汉王杨谅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都是争夺皇统，都是争夺天下权柄，都是试图以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所以危机是表象，表象下是皇统之争，而皇统之争的实质则是谋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坐在大堂上的这帮军政大佬都是站在权力顶端上的人，他们从上而下俯瞰中土的权力世界，看得很透彻，都知道这场危机源自新一轮皇统之争，因此解决这场危机的关键就在皇统，而危机中的对立双方都要争抢皇统的继承权，尤其制造危机的一方，甚至有可能干脆破后而立重建皇统，由此可知拯救危机的难度之大。
杨恭仁说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但这帮大佬们心里都有算，杨恭仁肯定也没办法解决危机的核心问题，没办法“一击致命”，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加固对皇统的“防御”，维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只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不变，这场危机就无法对东都政局和中土局势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此便可给圣主和中枢平息这场危机赢得足够时间。也就是说，杨恭仁知道或者判断圣主和中枢一定不会放弃东征，一定要先赢得东征的胜利，以东征的胜利来赢得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来摧毁危机的制造者，平息这场巨大的危机，并把因这场危机而造成的难以估量的损失降到最低。
圣主和中枢在第一次东征失败之后，在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大踏步妥协以赢得他们对第二场东征支持的时候，在第二次东征开始之前，肯定已经预料到第二次东征期间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而最严重的变化就是以更换皇统为目标的军事政变，为防患于未然，他们必然要做好防范措施，而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一位他们所信任的，且又能被改革和保守两大势力所认可的，关键时刻能起到鼎柱作用甚至能力挽狂澜的大权贵。目前看来，这个大权贵显然就是杨恭仁，他不但具备“定海神针”的非凡实力，还正好可以借助守孝之名义留在东都以防万一，换句话说，就算越王杨侗没有主动邀请他“复出”，危急时刻他也会主动“挺身而出”。
很多之前仅限于在东都高层中估猜和推演的“内幕”，这一刻随着杨恭仁的“复出”和他这番意味深长的言辞，逐渐浮现了出来，虽然真相依旧藏在重重迷雾中，甚至就算危机结束了也不会暴露“身形”，但最起码让东都高层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线与他们的估猜和推演非常想像的“轮廓”，这就足够了，这足以给东都高层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让他们不至于在危机中茫然无措甚至迷失了自己。
大家都不说话，都神情严肃地望着杨恭仁，都在等待杨恭仁说出答案，都试图从杨恭仁的决策中探查和推演出未来局势的走向。
“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诏令由越王留守东都，由代王留守西京，由齐王居外戡乱。”杨恭仁终于说出了答案，“如果没有圣主的诏令，代王不能离开西京，齐王不能返回东都。”
大堂上的军政大佬们面面相觑，虽然脸上都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但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丰富的内容。
果然，杨恭仁也没有解决当前皇统之争的办法，他只能维持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而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就是“三雄争霸”，越王在东都，代王在西京，齐王居外。
东都危机一旦爆发，现有皇统之争的格局必然改变。东都的越王岌岌可危了，西京的代王和居外的齐王必然以救援之名急赴东都，然后手足相残，三股强大势力混战于东都，最终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没有胜利者，就算有暂时胜出的，也是伤痕累累不堪一击，连圣主的一个巴掌都抵挡不住，而圣主同样是失败者，因为东都变成了废墟，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名存实亡，圣主的迁都决策和由这个决策所代表的激进改革理念，均遭到了反对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圣主只有妥协，无底线的妥协，以妥协来换取他仅存的皇权。
在这场危机中，中土的保守势力是唯一的胜利者，即便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胜利最终还是属于他们，他们摧毁了改革，掌控了朝政，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踩着皇族的血泪和改革派的尸体，笑到了最后。
大堂上的军中大佬们有坚定的改革派，有坚定的保守派，还有中立骑墙派，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决策，所以这一刻，当代表了圣主和皇族的杨恭仁决心坚守东都，并拿出了坚守策略后，他们的想法当然“丰富多彩”了。
樊子盖很高兴，他在东都本来就势单力薄，好不容易赢得了越王府的合作，但随即就被杨恭仁的“复出”所打击。宗室对越王的支持力度越大，他在东都的话语权就越少，对东都局势的掌控也就越弱，这让他焦虑不安，就算武贲郎将周仲率军赶到了东都城下，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也无法增加他抗衡越王和宗室的信心，哪料到“峰回路转”，突然间他发现宗室在这场危机中的利益诉求，与改革派力保东都的目标完全一致，他和杨恭仁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手，他在东都的话语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
樊子盖情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