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好意当了驴肝肺，吴可堂堂两广总督之尊，怎么可能做那热脸倒贴冷屁股之事？
同时也明白此时西风不盛名教势大，与其招收一批心不甘情不愿的读书人学习工程规划，不如重点培养矿工子弟以及收拢孤儿，一边接受矿区劳动熏陶一边从读书识字开始培养，说不得‘花’费个十年八年光景总能见到成效。
吴可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却是没有引起多少‘波’澜，此时整个大清的焦点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湘军，所有人和势力都被两江流传的各种谣言吸引，根本顾不得关注两广这等偏僻所在。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其它派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朝廷，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
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