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你们这是何意？”作为中间人，丁文江被张东荪的发言震惊，不想两兄弟打雁，雁还没打下来兄弟俩就吵了起来。
“我们并无他意。”张东荪既然把话说得这个程度，张君励不得不表态。“只是两派联合我看就不必了。若在某些时候配合帮腔，那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任公的意思？”胡适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结果，微微有些失望。
“任公…现在一心教学，对政治不再有兴趣。”作为弟子，张君励完全知道恩师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但胡适等人都是外人，岂能将党内的秘密告之。
“真的？”胡适笑。以他来看，至戊戌起，中国有一半事情是梁启超捣腾起来的，只是可笑的是。一心想成为国师的梁启超仅仅陪了末代帝王光绪数年，而后还是被抛弃。新朝开国后梁启超不但未曾收敛，反而越闹越凶。联日复辟、护宪运动、云南叛乱，那件事情他没参合？现在居然说对政治不再有兴趣，骗小孩吗？
“当然是真的。”张君励认真说道。“适之不也在燕京大学任教吗，你问不问政治？”
“我虽在燕京大学任教，可学部和礼部那些腐朽之人却越来越不能容我。”胡适道。“士林兄，对于我们这些明白民主自由真谛之人，困于党派之见而不能团结一心，怕最后只能被这个逾来逾黑暗的社会所吞没。请你转告任公，胡适在等他！”
胡适说完张君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而后便起身告辞了，这让拉人前来的丁文江很是尴尬。他本以为大家是能谈成的。
“在君，不必懊恼。终有一天任公会想通的。”胡适不愧是好好先生，随着国教的确立、宗族法的颁布，国内保守封建力量大盛，他其实很希望能和梁启超联合，但却不能。
“我看他永远也不会想通。”丁文江无比失望的道。
“为什么？他们以后想干什么？”胡适看着他，感觉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据我猜测，任公很可能想转回广州。”丁文江道。说罢又觉得词不达意，再道：“也不是回广州，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各省。现在国有公司已经补偿完了，稽疑院的席位也分完了。各省士绅对复兴会即便有关系，那也仅仅是感谢而已，若是以后发生什么冲突，说不定就会分裂几个小党出来，只要等达到三十票，那入稽疑院依旧是有望的。”
以当下重地方而虚中央的政治格局，不向中央向地方，确实是一个办法。胡适点头之际，丁文江再道：“再有可能就是军事上任公也可能发力，他的学生蒋百里和蔡松坡一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什么！”听丁文江提到了军事，胡适无比惊讶，“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就不怕诛族吗？”
伴随着国内全面‘野蛮化’，中华法律也做了全面修订，其中差别最大的就是法律主体做了更改，治外法权也又开始出现。对国民，法律是以户为主体，一人犯法全家有罪，而宗族因为是一个大户口，所以一人犯法，全族有罪；而对在华的洋人洋商们，则不得不以个人为法律主体量刑。
‘诛族’这个概念就是那些反对‘变法’的文明人士在报纸上提出来的，但赞同‘诛族’的人却是一些大族族长，他们在报纸讽刺那些文明人士是吃饱了撑的，自己不是宗族还管宗族的事情。
如此‘恶法’，当然被廷尉府内外的文明人士齐齐反对，大理寺九个最高大法官不得不就此展开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辩论，到最后还是数据说话——赞成‘诛族’的许世英等人，用三千五百多个案例证明，对涉及宗族的犯罪，仅仅处罚个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在宗族或类似宗族的会道门内，底层是非常容易被上层人物胁迫犯罪。而这些人的犯罪所得却是他难以享受的，因此，对这种性质的犯罪唯一有效的处罚措施。就是抛弃西洋以个人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继续实行中华旧有的、以户为基础的法律主体。
为了避免误伤。对以户为法律主体的修正有二：如果有人一出生就在一个犯罪家庭内，那么他有权在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无理由申请分户，财产则按宗族管理法的规定分割——单独出户的结果往往是身无分文，但这最少使其规避了‘诛族’的法律风险。因此，是靠家族荫护同时承担家族责任，还是规避责任自己白手成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样，如果族中有人惯于偷盗却屡教不改。那族长亦可将此人驱逐出户，以免连累全族。
虽然在文明人士和西化分子看来，这种‘一人犯法，全族有罪’是腐朽、落后、专制的表现，可全国赞成‘变法’的人往往占绝大多数。究其根本，在于一旦法律以户为主体，那就相当于将户内的司法权交与族长或户主，他们可在族内行族法、兴私刑，和老祖宗毫无二致；且说什么‘诛族’，那完全是危言耸听。按刑法和判例细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