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郑国渠的建设本身对秦国利大於弊，但其企图疲弊秦国的意图，郤引起秦国本土大臣的警觉，认為山东六国出身的客卿根本不值得信任，在他们的怂恿下，嬴政颁布逐客令，驱逐一切出身六国的客卿。（文學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颁布逐客令的时间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正值吕不韦因嫪毐之乱被罢免的时间，因此逐客令很有可能针对的是养士三千的相国吕不韦，以削弱吕不韦的势力。
吕不韦的门客之一，出身自楚国上蔡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為了避免被逐的命运，李斯主动向嬴政上书，这就是著名的諫逐客书，内容大致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李斯《諌逐客书》节录。
韩非出身韩国公族，有口吃的毛病。与李斯都是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觉才学不如韩非，他们都信奉性恶论，认為人的思想容易受到环境左右。
自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强大后，秦国的统治阶级便相当重视法家思想，并用之作為治国方针。另一方面，韩非自荀子处学成归来后，多次上书韩王，但不為所用。於是写下《五蠹》、《孤愤》、《显学》、《难言》等著作。
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嬴政相当欣赏其所阐述的治国思想，当从李斯口中得知作者為韩非后，即以战争作要胁，逼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
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韩非出使秦国，受到嬴政的欣赏，準备加以重用，李斯与姚贾怕嬴政重用韩非，私下诬陷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必定不会效忠秦国。既然不能為嬴政所用，那就是一个祸患，劝嬴政把韩非禁錮在云阳，嬴政深以為然。
不过李姚两人害怕嬴政反悔。為免夜长梦多，於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嬴政自陈心跡，却又不能进见。
不出所料。韩非自被囚禁后，嬴政便显得相当后悔。於是命人赦了韩非的罪名，但為时已晚，韩非已被毒杀。
在眾多韩非著作中，嬴政则比较欣赏韩非在《孤愤》、《五蠹》的理论阐述，例如韩非在《孤愤》中称有才有谋的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姦邪；能执法之人，一定性格坚毅并且為人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姦邪。
另一方面，韩非亦在《五蠹》论述，指作為明君，应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指诗经、书经），而该以法令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吏為师；不提倡游侠刺客的兇悍，而只以杀敌立功為勇敢。
这样，国内民眾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於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才能奠定称王天下的资本。《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亦毫不客气称学者（儒生）、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徵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五蠹），指这些人无益於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於社会。这些论调也间接影响嬴政日后作出焚书、坑儒的决定。
自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至此，秦国的三大粮仓——巴蜀、汉中、关中就此全部建成，嬴政因而发动了歷时十年的统一中国战争。
李斯早在担任吕不韦门客的时候，很快就得到面见嬴政的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向嬴政献上消灭六国之策，指现时正是吞併六国最好的时候，这个时机如果不抓住的话，一旦六国中兴，订立合纵的盟约对抗秦国的时候，秦国要席捲中原，吞併六国就要付上相当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魏国大梁人尉繚亦指六国与秦国相比，六国诸侯就像郡县的首脑，但六国合纵对付秦国却是一桩大麻烦，為免重蹈智伯、夫差、齐湣王因敌手联合攻击而亡的覆辙，希望嬴政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受贿的大臣，打乱六国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虽然损失些许财物，但却可以消灭所有诸侯。
嬴政深以為然，听从了尉繚的计谋，為了显示恩宠，嬴政还让尉繚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并任命李斯為长史，负责暗中派遣谋士带著金银珍宝去各国游说。
对各国能收买的六国权贵大臣，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把他们杀掉；成功离间六国君臣关係后，嬴政随即派良将随后攻打。由於秦军战胜所付出的代价甚少，故嬴政任命李斯為客卿。
嬴政在李斯、尉繚等人的协助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為天下一统的策略。具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