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埃济翁尼则认为权力的基础是武力手段、物质奖励和合法性象徵（例如声望或爱戴）。（文學馆）
丹尼斯朗把权力基础分为财富、声望、专长等个人资源，以及集体资源。
未来学家托夫勒还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已经从传统的暴力、财产转移到了知识上。
权力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权力的表现形式有多种。
根据权力运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
政治权力：带有公共权威性质的关系。
经济权力：基於社会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权力，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对政治权力产生直接影响。
社会权力：基於社会角色中的群体认同而产生的权力关系，例如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家庭中的家长权力。
文化权力：在文化共同体中，对文化象徵物和文化解释权拥有垄断地位的人所天然拥有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根据权力属性不同，分为：
应得权力：强制或选择个人和团体爱好的能力来使他人服从的权力。
报偿权力：给予个体某种利益使之服从。
制约权力：通过改变信仰实施权力，服从者并没有感觉到服从的事实。
根据权力形式不同，可以分为：
强制性权力：权力关系双方当存在利益冲突，需要以武力威胁。
诱导性权力：以奖励等积极诱导来使对方服从。
权力与国际关系─权力作为目标，对古典现实主义者如马基维利、摩根索等而言，权力同时是个人与团体（主要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以及手段。此一定义下，目的与手段合而为一。
至於权力这一目标又服务於何种目的，古典现实主义者们倾向认为人性的本质之一就是无止境地追求权力极大。
固然权力类似经济学中的货币，可以用来换取政治领域的其他资源。但权力自身就是慾望的目标之一，甚至就是主要目标。
对於某些人或团体而言，支配、宰制关系就是满足其需求的凭藉，不需要用权力兑换其他资源，如财富等等。
此一论点也可以在某些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存在主义）流派中找到根据。
历史上某些人或团体似乎能够甘於经济清贫，却不断扩张宰制其他团体、个人的力量，其理由或许是推广意识型态或宗教，但对某些现实主义者而言，最终的理由就是权力本身。
权力作为影响力─对於部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者而言。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团体追求的目标似乎过於抽象、玄奥，无法证实。
因此将权力视为是争夺其他资源的影响力似乎较为恰当。
此种影响力可以是物质性、有形的影响途径，如经济合作与制裁、军事威胁和同盟，也可以是无形的资源，如理念价值的传播。
但此种观点也受到批评。论者认为。影响力这一概念与权力运作的后果牵扯不清，容易使人得出胜利者即影响力大者，即权力大者的逻辑性谬误。
例如1812年军事与经济处於劣势的俄国击败拿破仑法国，能否因此结论称，俄国影响力本就优於法国，便大有疑问。如此一来，便削弱了权力概念的科学性和解释力。
权力作为能力或资源─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为解决上述争议。提出将权力界定为能力的方案。
此能力其实即是摩根索等人曾提出的权力资源。此种定义严谨化的优点是使能力可以较精确地度量。
例如对各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做出比较，并用数理模型演绎、模拟其对抗的可能结果。
不过此派学者也同意，能力与资源并不能百分之百决定两个以上的单位较量的胜败得失，因为政治中总有各种偶发、不确定的因素。
例如天候、瘟疫、误判等等。因此度量力量对比只能限缩国家间争斗结果的可能范围。而不是对特定结局作保证。
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意见认为，将权力窄化为能力与资源虽有便於计量的优点，却过度压缩权力承载者─人的能动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过度简化为物质力量间的制约关系。而有沦为物质决定论的危险。
上述批评意见与中国老子、毛泽东等人的观点有近似之处。
老子曾提出以柔克刚的现象，毛泽东则曾论证弱国击败强国。强权资源丰富却是纸老虎的观点。
这类观点非常重视权力执行者的战略，而不偏执於有形的资源。当代中国的超限战概念与此有关。
将权力视为能力、资源的观点容易偏重硬国力以利模型建立和跨国比较，但此种角度易於偏废非物质性的因素在国际角力中的作用。
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学者奈伊在1990年代初提出软国力概念，是对权力研究的重要进展。
根据奈伊等人的观点，软国力是一个国家的价值、意识型态、生活方式等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若具有较大的软国力，也就是说，他国认同本国所欲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则当该国执行外交政策追求某种利益时，便可大幅减少硬国力的消耗。
反之，若他国对本国的价值与意识型态极为反感仇视，则即便本国拥有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在追求某一国家目标时，也将付出不成比例的惨重代价。
目前学界仍普遍接受美国拥有相对较强的软国力。这一软国力表现在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以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