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拉格朗迪埃尔沉吟了一下，“我们要做的，不是要不要‘节外生枝’，而是……促使巴黎下定‘节外生枝’的决心？”
“是啊！”穆勒说道，“给巴黎一个充足的‘节外生枝’的理由！——这个理由，必须充足到可以叫勒伯夫之流闭上他们的大嘴巴！”
“你觉得，”拉格朗迪埃尔说道，“如果我们把‘春红楼事件’汇报上去，这个‘节外生枝’的理由，够充分了吗？”
“‘春红楼事件’？总督阁下，咱们还是称之为‘荣盛商行事件’吧！”
拉格朗迪埃尔一怔，随即微微一笑，“好吧，就叫‘荣盛商行事件’吧！”
穆勒来回踱了几步，站定了，摇了摇头，说道：“这个理由，恐怕……还不够充分。”
“我想也是，”拉格朗迪埃尔说道，“毕竟，没出人命，事件的性质，只好算是两**人打架斗殴——其实，中**人在春红楼殴打法**人，和之前的法**人在荣盛商行殴打中**人，性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不过，”穆勒皱了皱眉，“春红楼的这场架，咱们的人，都是赤条条的，这个，让我来想一想，是否可将之上升到对法**队乃至对法兰西帝国的侮辱的层面呢……”
拉格朗迪埃尔一笑，“将军，果然可将之上升到对法**队乃至对法兰西帝国的侮辱的层面，性质自然不一样，可是，你别忘了，斗殴发生之前，咱们的人，就是光着身子的，他们的衣服，不是中国人剥下来的——在妓女的床上，又是越南的这种鬼天气，我想，没有哪个男人会穿着衣服的。”
穆勒不满的看了拉格朗迪埃尔一眼，心里说：我不晓得啊？用你来说？我的意思是——这个法**人的衣服，咱们可以说成是被中**人剥下来的嘛！
不过，他并没有反驳拉格朗迪埃尔。
这个假，并不好做，事情发生的时候，妓院里外的人，多了去了，三言两语，就能问出真像来。
如果巴黎那边儿本来就想找中国人的麻烦，还好办些，睁着眼睛说瞎话，上头、下头，彼此还可以“默喻”，可是，目下的情形，正好相反——呶，印度那边儿，还要派人过来“考察”呢！
见穆勒没说话，拉格朗迪埃尔说道：“我想，我们倒是可以‘亚罗号战争’为鉴——‘亚罗号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咱们这边儿，是因为马赖神父被中国政府非法杀害；英国人那边儿，是因为中国士兵违反条约，登上‘亚罗号’抓捕人犯，并侮辱了英国国旗——”
道光二十四年，即一八四四年签署的《中法黄埔条约》，只允许法国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设立天主教堂，马赖私入广西内地传教，违反了条约，照该条约第二十三款，“佛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中国政府逮捕马赖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问题是，同样是第二十三款，“佛兰西人”被捕之后，“但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可是，中国政府不但“殴打、伤害、虐待”了马赖——有一种说法，马赖是瘐毙狱中的——还砍了马赖的头，这就是拉格朗迪埃尔之“马赖神父被中国政府非法杀害”之谓了。
至于中国士兵登上“亚罗号”抓捕人犯，是否“违反条约”，却是有争议的。
道光二十三年，即一八四三年中英签订的《虎门条约》，有这么一段：
“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
就是说，不论什么情形下，“华官”都不能登上英国船查拿人犯。
“亚罗号”船主是香港人，船员是内地人，但在香港注册，挂英国国旗，理论上，就算是英国船，不过，中国士兵登船抓人的时候，其注册已经过期——问题是，彼时，中方并不晓得这个情况。
中国士兵登船抓人，还不是英方最在意的，英方最在意的是，混乱之中，英国国旗被中国士兵扯了下来——英方认为，这是对英国的严重侮辱，中方既不能满足道歉、放人的要求，便终于引发了英法称之为“亚罗号战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由此可见，”拉格朗迪埃尔继续说道，“发动战争的理由——正当的理由，第一，杀害人命——还得是政府行为；第二，所谓的‘侮辱和损害’，必须是针对国家层面的——嗯，这一层，你说的倒是对的。”
“你说的倒是对的”的另一层意思，其实刚好倒了过来——“你说的其实不对”，“春红楼事件”中，法**人光身子的问题，难以作为发动战争的藉口。
至于“杀害人命”云云，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人，较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人，到底更像个文明人一些，也更有底线一些，还想不出自己人杀自己人然后嫁祸中国政府这种下作法子的。
穆勒又开始踱步了。
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慢吞吞的说道：“也许，我们该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思路？”
“若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