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袁绍是作为反面教材来加以描述。甚至有些朋友还故意丑化他，挖空心思做出这么一个推理：“凡是正确的观点，袁绍一律听不进去；凡是错误的观点，袁绍一律照单全收”，是为“袁绍定律”。有这些想法的人大致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想当然的“成王败寇”的观点：历史上的袁绍最终是个失败者，按一般的“流行思维”，失败的人大多可以拿来做反面素材；2、《演义》或传说的影响：这个影响力更深远，尤为《演义》，几乎将袁绍（中后期）写得一无是处；3、过度偏执于相关《志史》里的评价：有道理么？当然有，还是时评，时人杨阜就有这样的见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据说西凉兵马就是听到了他的这个论调，结果开始倒向曹操的）！但我们不要忽略了，袁绍也只是凡人，是凡人就会有缺点，而且相当一部分的评价还是因为有一个“超人”来和他做“背靠背”的比较，这个“超人”就是曹操（这个“超人”既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指“将红内裤穿在外面”的某小报记者的概念）。我对袁绍的认识是：“有大志的凡人”。
当然我们说一个“凡人”遇到了一个“超人”，所以“凡人”才进了地狱，那么我们就直接拿“凡人”和“超人”的相互较量作为点评的重点。这里理由有几点：1、直接看出“凡人”和“超人”之间的区别和差距；2、我懒，我也不准备给袁绍写传，“风雨”也向来没有实质的奖励，能浅浅的说明点问题就不错了，不给他打工！
有人说汉末天下大乱有袁绍的一份子“功劳”，原因是他曾提议让外军进京来“勤王”。结果是军队请来了，只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个“凶神”（不知道后来袁绍夺冀州的时候，是否是受到当初“董太师”的启发），到了这个时候，袁绍的表现是一走了之（当然走也要走得“有形”，毕竟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袁绍的这个建议提出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反对，说：“对付几个太监要什么军队，派几个警察进去一抓就得了”——这个人就是曹瞒。从这个时候开始，袁绍就和这个“发小”开始了一生的对比和较量。曹操的建议从操作性来讲当然合理很多，但说袁绍的建议是“乱国”也太扩大化了，如此说来贾诩也“乱国”——因为是他劝说董卓余孽去倒反京师的。其实说来袁绍一直对“和平演变”比较痴迷，结果动不动搞个“军事威慑”什么的（反董联盟亦如此）。或许他的本意并非是真的招致外军，或许他只是构思给太监们和内宫里面施加一点压力，谁也没想到逼急了的太监们反而先将何进算计了，时局一下子也就没了控制。不管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外戚和宦官，一律被打倒！比较当初曹操的提议，袁绍的计划虽然也不是没道理，但曹操的计划在实施上也一样有问题，比如如何绕过何太后这一关，这个问题何进最头痛。当然，如果何进坚决一点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可惜何进实在是个除了“裙带”几乎一无是处的家伙（当然杀猪也是门手艺）。我们定义袁绍是“凡人”，所以他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本事”，但站在其“士族”的立场，性格上的弱点（儒弱）；政治斗争的“阳谋化”这些是他的不足，也是他认识的问题。
跑到河北的袁绍开始也并没有一如曹操一样起兵造董卓的反，反而乐颠颠的接受了董卓的“册封”，做他的渤海太守。可见，袁绍从一开始也就只关心切身的利益，至于国家和皇帝，似乎就可有可无得多，这个表现就体现在“反董大联盟上”。袁绍参加盟军如何是忧国忧民，如果没有好处他会去？我想不会。但参加了就有好处，起码可以捞个好名声；其次还有个盟主的位子坐。在当时注重虚名的年代，其实不管是袁绍或者别人，许多人为“名声”几乎都是削尖了脑袋的。但实质的军事联盟却是“日置酒高会”，也就是公款吃喝。真正打的只有孙坚和曹操——也正是这两家，才各有“三国”其一的（刘备纳时候还是个县长）。从这一点来讲，曹操与那些人的比较，做事情要务实许多。或许袁绍还想玩“军事威慑”的把戏，但无论如何，其实他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真达成了——董卓逃了！董卓逃是心虚，但他没忘了了挟持了小皇帝一起逃。这下“盟军”来了精神，自欺欺人的以为斗争已然胜利——本质是脸面捞足，实力未损，至于皇帝的安危，那“再议”吧。至于曹操，此刻大概也学到了点什么，因为大致我认为从荥阳回来这一刻开始，曹操再也不会将“天下为己任”说得那么冠冕了。
小皇帝被挟持到了长安，袁绍他们拿董卓没办法，却又想出个馊主意——立刘虞为帝。凭空捏造的东西实在没多少说服力，刘虞本人也不会答应，结果此事不了了之。其实我看袁绍非要立一个刘虞为皇帝的动机无非是便于自己控制，可惜此事实在信服度不高，但同时也看出：袁绍对于皇帝这面“旗帜”的作用是多少有点认识的。
对于袁绍对待“皇帝”这个问题上，袁绍也一直为后人诟病。认为这个是他“多谋少断”“见事慢”的一个证明。这里有些东西要说说，袁绍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