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大贵商行原来的老班底们看着义升行的人到自己老板手下做事，心里到底是高兴，还是惴惴不安，就不一而足了。
接下来，赵大贵又和旗昌和怡和等大洋行商议，各家在三个月内不再往外出售洋布，也不运来，给市场一个自己恢复的机会。
所有洋行都非常拥护这项决议，还很严格地遵守，一直不断下跌的洋布价格这才停滞了一下，不再下降，停留在每匹一块五的程度，还有些缓慢上涨的趋势。
在这个阶段，破产潮还是此起彼伏的，只是没有以前猛烈而已，各家洋行资金难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依照赵大贵的记忆，这种情况延续到1846年七八月份以后，才会有所缓解。
以前各大洋行和买办行都在湖州和杭州等地办分行，有的就在大贵行的分行旁边，摆出一副打擂台的态势，但此时资金困难，便无心经营下去，很多商行就愿意低价转让给大贵商行，以获取流动资金。
赵大贵肚量也很好，并没有为难这些商行，而是同意低价收购这些店铺，心里明白这样一来，这些洋行在两三年内是没法到外地跟大贵商行抢生丝或茶叶货源了，也就是说大贵商行付出区区几万元钱，就获得了两三年的外地货源垄断权了。
赵大贵依稀记得当初刘镛起家，就是因为1846年冬天的时候，湖州的丝商联手压丝价，自己拉货跑到上海卖生丝，才现两地差价惊人，最后赚了数十万元，获得人生第一桶金的。
结合现在的情况就能明白，1846年冬天刚好是1846年二三月份，上海的洋行因为遭受重大危机，无力派人到湖州等地购货，才会导致当地丝价下降，逼得丝庄联手降价。
当然，那些丝庄要对贸易有所了解，自己拉生丝到上海，其实也能赚钱。
可惜的是，这时代的丝商或茶商对中英贸易丝毫不了解，根本不知道生丝或茶叶在外国人这边能卖多少钱，白白让刘镛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赚了大钱。
因缘际遇，莫过于此了。
除了在湖州等地扩张之外，苏州要重新布局，在香港和广州等地也要加强影响力。
大贵商行原先就有在苏州经商的经验，只是后来退出而已，而且从义升行原先是在苏州具有最大影响力的贸易行，义升行的掌柜伙计们非常熟悉苏州，大贵商行重新进入苏州，很轻易就接收义升行多年的积累，成为在苏州举足轻重的商行。
苏州的问题容易解决，香港和广州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
原来，广州本来就有很多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结成十三行这样的公行机构，垄断跟洋人的贸易。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虽然被强迫解散，但商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团结在一起，敌视和排斥任何外地商人，试图继续垄断跟外国人的贸易。
在战前，英国人对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赞誉有加，在战后，却以非常尖锐的文字加以批判，就是因为这些广州商人合起来排斥外地商人，操控价格，非常不利于英国商人赚钱。
所以，赵大贵虽然在德庇时和耆英两人的共同推动下在广州建立码头和仓库，供定期邮轮营业，但并没有在广州开展进一步的商业活动。
在1845年下半年的时候，广州有大量洋布积压，才有商人急于处理库存，让大贵商行趁机收购了一些积压的洋布，用来反击上海洋商们的打压。
不过，双方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大贵商行也算外地商行，帮广州商人处理库存的货物可以，想插入进来经营丝茶，跟英国人直接经商，就要面临广州商人们的联手打压。
好在大贵商行的根基在上海，并不需要到广州拉生意，而且这段时间广州商人们也自顾不暇，无力抵抗大贵商行的渗透。
赵大贵跟一般商人不一样，对香港的兴趣远大于广州，坐自家邮轮到香港，在斯塔克的帮助下购买香港的两家造船厂。
原来这两家的老板之前也从事洋布买卖，然后赔得一塌糊涂，天天被债主上门讨债，因此愿意将船厂出售换现金。
赵大贵原先在澳门并购多家造船厂，厂里的多名欧洲工程师最后却并没有北上，后来是到这两家造船厂工作的，此时也被引入大贵商行的船厂。
这两家船厂都是建立不久的船厂，里面的机器设施都比澳门船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船厂里有很多技术人员，这才是赵大贵看中这两家船厂的真正原因。
并购这两家造船厂后，赵大贵又能获得一大批设备和技术资料，除上述工程师外，还有多名英国工程师以及船厂工人，也算获得了利息。
斯塔克考察过赵大贵麾下的产业，现赵大贵手下学者和工人都很充足，机床等造船设备和技术书籍也很多，就是自己看书摸索也能掌握相当程度的造船能力，继续压制没什么意义，才故作大方地允许赵大贵并购这两家船厂。
不过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赵大贵才现香港的英国人之前扩张得太厉害，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还在他的预测之上，这两家船厂就是不卖给他，恐怕也经营不下去了。
而且，斯塔克一系经营的其他产业也受到很大冲击，损失程度恐怕还在义升行的损失之上。
早知道这样，当时应该开口更狠一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大贵心里不无有些遗憾。
斯塔克在此次危机中赔钱不少，当真是红了眼，跟赵大贵商谈后，竟然愿意帮赵大贵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