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苏东坡附欧阳修，王安石更不喜，而且欧阳修也被赵顼定性为濮仪之争的罪盔祸首。
第三件便是苏东坡这个贩苏木入川。
王安石其实还给了苏东坡面子，这件事的真相是苏东坡不但贩了药材苏木，还借用官船贩了私盐。
直到李定案发生后，许多人都看不惯苏东坡在李括司马光也说了一句，苏轼非佳士。谢思温更不喜苏东坡的上窜下跳，才将真相彻底揭开。
但后面还有一个真相，因为苏东坡不善经营，这次贩运虽然借用官船。居然还亏了本，欠了一屁股债务……
然而在这两个真相的后面，则是王安石不大喜欢此时上窜下跳的苏东坡。直到苏东坡到了黄州，思想成熟了，王安石才与苏东坡惺惺相惜。
可也说明了一件事。王安石排斥官员行商。
尽管王巨这个钱实际多回馈给了国家，顶多说他手中有了一些钱，能够灵活机动的做事，比如这次对付匠户，当真没有花钱？那些陈粟与木炭花钱不多，不过那片宅子呢？
那个宅子就花了四万多贯钱，王巨提前让李家他们垫付出来，随后用分红的钱偿还了。若是没有这个经商，王巨如何以邪克邪，将此次风波化解？
不过官员行商本身就意味着严重的不公平。所以王安石不喜。
然而在这时代，赵匡义明诏都没有杜止，就不要说王安石了。
王巨为了避嫌，没有参与，全权交给赵度负责，不过赵度是按照王巨意思去处理的。首先与木棉司销售模式不同，并没有让内库与官府参与，而是利用这些年竹纸的模式与人脉关系，分片交给各个商贾销售。
其次是定价，按照五等。每斤一百五十文钱、一百文钱、六十文钱、四十钱、二十文钱。
最上面那层洁白无瑕的是一等，稍白是二等，浅黄的是三等，深黄的是四等。褐色的是五等。
这时候生产成本大，五等的盈利不多了，一等的虽盈利，不过产量很小，赚的就是二三四等的蔗糖利润。当然，它还是属于暴利行业。
并且这个价格也比较合理。
有两样可以对比。第一是盐价，宋朝现在各个地区平均盐价一斤能达到近四十文钱，难道蔗糖不比盐金贵吗？
第二条是糖霜，最好的糖霜一斤能达到一贯钱以上，难道上好蔗糖不及糖霜？就算不及吧，那么冰糖呢？
这也是王巨意思，过份暴利必然销路小，今年产量不会很大，但到了明后年，随着盈利，广南种植面积增加，也会在四川置作坊生产，那么产量会渐渐提上来，所以王巨还没有开始，已经将眼光放到海外，若是可能，为什么不能反馈到天竺、大食，甚至遥远的欧洲？
因为这个价格定得比较合理，因此这一年蔗糖是供不应求，赵度只负责了种植收购甘蔗，生产蔗糖，连运输皆是各个商贾的事务了，这些商贾也不傻，也知道先机，于是没有多久，京城就出现了蔗糖。
但这个不是王巨关注的。
王巨关注的乃是最终销售价格，前面一批蔗糖到了京城，后面王巨就亲眼过去看了一下价格。
最好的不是一百五十文，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百五十文，商税与运输成本、人工成本得计算进去的，然而这个价格依然让王巨无语，是五百文，能略还一点价下去，那也是四百多文，最差的那个甜味很淡的褐色蔗糖都卖到了七八十文。
“真黑心啦。”王巨摇摇头走了。
不过这给了王安石木棉司一份大义。
当初王安石将木棉销售收为国有，许多人也反对的，说是与民争利，现在看一看，与什么民争利，只不过与一群心黑得不能再黑的商人争利！
可王巨仍我很反对。
这种暴利是寄托在物以稀为贵上的，一旦蔗糖产量跟上去，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暴利了。
不是不能收为国有，后世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难道得全部私有化吗？
但这得有一个前提，高效廉洁。
试问现在的宋朝能做到这一条么？别的不说，就说茶叶，这得产生多大的利润，结果呢，宋仁宗时最低一年纯收入只有几十万贯，逼得许多大臣不得不提出通商法，朝廷不管了，交给商人茶农自负盈亏去，国家只得商税。
还有盐与酒，这个收益不错，然而在账面上只是毛收入，也没有计算各个官吏的成本，如果将它们计算进去，最后又有多少收益？
而且茶盐酒是买扑买钞制，销售这块朝廷很少插手，王安石却直接插手了销售这一块，无形的成本会更高。以宋朝的各种冗，从种植到生产再到运输销售，得产生多少浪费，又有多少人会从中贪墨，并且会造成增加多少官员与胥吏？
其次现在的宋朝适用公有制产业么？
还有，若是按照王巨去年的做法，其利润是商人与朝廷均摊的，那么朝廷就有大义用榷法将棉花管理起来。以后会有私商情况，但不会产生严重的混乱。现在朝廷一起领手了，又是暴利，又是“与民争利”，会产生多少私商，会产生多少纠纷？
其实就是去年的价格，也是商贾推动上去的。
于是马上就看到了效果，蔗糖来到京城，棉花也来到京城，起初一床棉被售价是十五贯，与去年的价格相比，确实很公道，不过随着棉花源源不断而来，又有一些商贾造谣生事，渐渐就卖不动了，章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