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牺牲后，总队、支队两级宣传部门，立即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公安报》等媒体的记者，现场采访，第一时间向公众播报。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见报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连夜做出批示，充分肯定陈华的英雄事迹，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公安现役官兵向陈华同志学习；公安部边防局、总队、支队各级组织部门迅速开展相关工作，公安部党委评定陈华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
上级决定，首先为陈华烈士举行一个内部的“告别仪式”。
作为烈士妻子的“陪护人员”，我全程参加了这个仪式。
仪式在殡仪馆的告别大厅举行。陈华身着军装的遗体躺在鲜花松柏丛中，保山边防支队、保山市公安局的数百名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身着整洁的制服，围灵床缓缓绕行，脱帽鞠躬，戴帽行庄严的军礼。“蝈蝈”率领侦察队全体队员，军装笔挺，他们戴上大檐帽，扎上武装带，戴上白手套，为陈华护灵，同时作为陈华的亲友，向来宾表示答谢。
反复商议之后，陈华烈士的妻子肖晓、陈华烈士从贵州老家赶来的父母等至亲决定，还是让陈华烈士4岁的儿子果果见父亲最后一面。儿子被外公抱进告别厅，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死亡”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概念。孩子没有哭，而是在外公的怀抱里挣扎着，伸出小手，一个劲地拨弄爸爸的脸，像是对爸爸为什么一直熟睡无法理解。肝肠寸断的家人、朋友和战友泣不成声，外公、外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疑问，和着低沉的哀乐，回荡在告别厅里：“爸爸为什么不起床？爸爸为什么不说话？”
告别厅的出口处，我们给烈士的父母还有“小小”都准备了椅子，陈华的父母坐在椅子上，木然地流着泪，与参加告别仪式的军人和警察握手。“小小”坚持不坐，她一袭黑衣，在我和郑芸芸的搀扶下，整个告别仪式，她一直坚定地站着；她也不哭，咬紧牙关，像是要与某种来历不明的力量对抗到底。“小小”不坐，不哭，对每一个伸手与她相握，安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坚强”，告诉她“陈华走了，还有我们”的军人和警察，缓慢而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谢谢！”
反而是身着军装的郑芸芸，好几次，哭得差点瘫倒在地。“小小”伸出左手，不动声色地揽住郑芸芸的腰，轻声说：“要不你坐一会儿？”
我没哭，因为我的泪水早已流尽；我没哭，还因为我知道，“蝈蝈”把“小小”交给我，我必须强作镇定，注意观察“小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稍有不对劲的地方，立即告诉“蝈蝈”，确保“小小”的安全。
简短的告别仪式很快结束，最后的离别时刻来临。
“蝈蝈”和战友们推起灵床，戎装严整的战友们夹道而立，形成一道军人护卫的甬通。安放着陈华遗体的金属床缓缓通过甬道，军人和警察举手加额，向战友致以最后的军礼！
我和郑芸芸搀扶着“小小”，跟随着灵床，缓缓朝火化厅走去。
走出松柏、鲜花、挽联和花圈环绕的告别厅，我们一下子暴露阳光下，那是上午10点钟左右的阳光，明净、亮丽、清澈，流水一般洒向树木、草叶、花朵；洒向战友们头顶的国徽、肩头的银星、领口的领花、胸前的资历章、警种标识和姓名牌；洒向他们贴近额头的，戴着白手套的右手……
就在这时，我听到“小小”低声说：“我站不住了……”说着，她的身体一软，我和郑芸芸赶紧一左一右扶住她。我刚说出“拿把椅子过来”，“小小”的身体像一块猝然融化的冰，正在不可避免地瘫软下去。我和郑芸芸不可能强行架住她，也不可能强行将她拉走，只得任由她缓缓地蹲到地上。
我和郑芸芸赶紧跟着蹲下，让“小小”的头靠住我的肩膀。
“我蹲一会儿，就好了。”“小小”侧过脸，看着我，虚弱地说道。
我看到她终于哭了！
我看到泪水像两条小溪，不停地从“小小”的两只眼睛里奔涌而出，而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流泪；她紧紧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终于忍不住，转过脸，把脸庞伏在我的肩上，不让人看到她的泪水。
“小小”的身体，在我的怀中，颤抖得如同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她的泪水，刹那间洇湿了我的肩膀。
那是一个阳光无比明亮的上午，那张承载着陈华遗体的金属平板床，正无声地，缓缓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陈华的妻子，我们亲爱的“小小”，蹲在地上，她伏在我的肩头，无声地流泪；无数穿军装、穿警服的男人，像一座座黑色的山峰，无限悲悯地俯瞰着我们……这样的画面，连同“小小”在太平间里，垂首为陈华修剪趾甲的画面，像火焰灼伤后留下的残痕，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猝然，一排清脆的枪声。
殡仪馆上空，群鸟惊飞。
那是护灵的数十名特战队员举枪朝天，一声令下，同时抠动了扳机。
枪膛里，装的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这种子弹，主要用于演习，我不知道，用于告别战友，这是不是第一次？
“小小”连蹲都蹲不住了，她几乎快要瘫坐到地上，我和郑芸芸紧紧地搂着她……我们，宛若小小的树苗，宛若大地上的一株青草，哪怕是被大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