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将军下令全军动员，第五师大部士卒已经归建！”孙诚仁坐在蓬莱县（即登州城）内新开的“孙记南货铺”的钱柜上，听着自己的一个后辈族人汇报打听来的消息。︾，此时还是大清早，街道上根本没几个人，因此两人都有些无聊，可以讲一些闲话。
他们二人口中所说的“第五师”是指董学礼所部四千士卒，番号嘛，自然是邵树德给的。从济南撤退后的这将近一年以来，邵树德很是花费了一番力气对这些仆从军进行整顿：年纪偏大的、年纪偏幼的、有兵油子习气的、战力羸弱的等等不合格的军士都被一一裁汰剔除。这些裁汰下来的兵士部分在登州分地屯垦，作为东岸人控制地方的基本盘，他们所分到的地都是原地主士绅们的土地，这就与士绅们结下了死仇，从此也只能跟着东岸人一条道走到黑了；当然还有部分裁汰下来的士兵分流到了库页岛以及东岸本土，数量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
在整编裁汰了这些部伍后，邵树德又给了他们番号及驻地，比如：第一师4000兵，翟从谔任师长，驻地为济州岛济州府；第二师4000兵，师长秦尚行，驻地莱州府即墨县；第三师2000兵，师长孙守正，驻地为宁波府鄞县；第四师3500兵，师长陈之龙，驻地为登州府宁海州；第五师4000兵，师长为董学礼，驻地为登州府蓬莱县；第六师3000兵，师长谢迁。驻地为登州府威海卫；第七师3000兵。师长丁明吾。驻地为莱州府掖县；第八师，3000兵，师长杜冲，驻地为登州府招远县；第九师4000兵，师长牛成虎，驻地为登州府黄县；第十师3000兵，师长丁维岳，驻地为宁波府定海县。
十个师共计3.35万人。比起顶峰时超过5.5万人的庞大规模是少了许多。但成功“瘦身”后的各部平均战斗力倒是有所提高，有限的资源也能全数投入到堪用的士兵身上。至于不堪用的，那自然是不能再在队伍里滥竽充数了，只能回家种地去。
经过此番整顿后，各部的战斗力有所提升，单独拉出去也能和北方清军绿营打一打了，少数善战的部伍甚至还将超出普通绿营一线。不过，邵树德给了他们“师”这个番号（内部仍然是明朝军制，即以“营”为单位），但他们短期内却不得随意增减兵额。除非邵树德本人批准，不然私下裁军或募军都不可行。违者将受到邵树德的严惩——他的威望靠的是东岸直领的两万余官兵背书。
此外，邵树德还规定，东岸黑水开拓队政府再负担各部明年一年的军粮，此后各部可在各自驻地自筹粮饷——当然前提是不能闹得天怒人怨，否则东岸会干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办法，数万仆从军的负担实在太重，而东岸能够牢牢控制在手里的地盘除了原福山县、文登县、大嵩卫、成山卫以外，便只有莱州府的一个胶州堡了。
在这其中，胶州堡是军堡先不谈，东岸人清理过潜在的地方反对势力、并认真设立起管治机构的也就福山、文登二县而已，这两县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目前农业生产秩序得到极大恢复、地方盗匪也被有效肃清，人口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市面上也渐渐繁荣了起来。特别是离烟台最近的福山县，目前全县人口已经突破六万——这已经超过了崇祯十五年的数字了，该县大面积推广三茬轮作制度——为此东岸人几乎把济州岛上朝鲜人遗留的牛羊都弄了过来，目前岛上就留了一些种马、种牛和种羊——粮食产量近两年稳步提高，土壤质地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东岸人在福山县雷厉风行推行的政策，使得该县面貌焕然一新，明末清初数十年数代皇帝没做到的大治气象竟然在东岸人的高压统治下做到了。目前该县宵小遁匿，人皆能活，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变化后也收起了别样的心思，民心就这样渐渐顺服。
据七月份刚刚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福山县夏粮喜获丰收，全县共收获小麦1.1万吨、苜蓿几近十万吨。这样的粮食产量，基本已经能够保证全县所有人口一年食用所需并且还有盈余了，苜蓿产量不但喂养牲畜（得自济州岛，西北垦殖银行贷款给民户）绰绰有余，多余的还能支援军用骡马消耗。而且这仅仅还只是夏粮呢，收完这茬后，大伙还可以再种一季杂粮，这收下来的粮食就纯是赚着的了，即便缴上税后还多有剩余，可以出售用来改善自家生活。只可惜这黄衣军的邵大帅不允许民家持有超过三十亩的土地，否则大家都能拿这钱来置地，现在就只能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了。
福山县的发展（或者说应该是“复苏”）如此之迅猛，直让相隔不远的原登莱首府、远近闻名的蓬莱县相形见绌。蓬莱县明末屡遭兵火，清军入关后又在明、清、东岸之间数易其手，元气损伤颇大。也就是这三四年间，随着清军势力被逐出登莱，蓬莱县上下才过了几年安生日子。那段时日是农民们记忆中极为美好的时光，地主士绅们死得死、跑得跑，地租都没人来收——除了东岸大军不时过来征收一些军粮以外。
不过在这个县被邵大帅“赏”给西面来降的董学礼董总兵（明人一般将师长理解为一镇总兵官）以后，该县的好日子便到了头。先是民夫屡屡被征发改建城墙、修建道路，然后董总兵也开始问他们征税，虽然所征赋税还不及前明时期的税额，但大家可也不富裕呀，因此登州的发展就逐渐缓慢了起来。甚至于，一些无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