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李嗣兴率两万余人（汇合了部分贵州明军）蹿入广西的时候，大顺与东岸对于桂东诸府的争夺也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大顺朝廷在得知东岸人基本控制廉州、梧州二府，并开始对沔州、南宁等地虎视眈眈的时候，不得不改变既有的作战策略，开始抽调兵马东进，对其展开争夺。这些其实都客观上帮助了桂西一带的明军，使得其在过去一年中未被尽数剿灭，保留了一丝元气，同时也减轻了云南明军的压力，毕竟腹背受敌的滋味可不好受。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即东岸大军对着顺军抢先一步占领的沔州府贵县进行炮击，随后浙江新军第五师攻入城内，将顽抗的银枪效节都第七指挥的一个都的人马全歼。此战影响之大，几乎就挑起了顺国与东岸之间的战争！主持这片战局的顺军大将王万春压不住群情激奋的部下，连连调兵遣将，集结了一万多人，打算与浙江新军第五师数千人掰一掰手腕。幸好双方的主将都比较理智，没有进一步激化矛盾，使得事件最终低调处理：顺军撤离了贵县，东岸人保留了这个战利品，但也没有顺势西进追击。
但不管怎样，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再次加剧，各方都开始调集兵力，防备出现更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一来，顺军在广西的攻势顿时弱了下来，进展缓慢，南明一直到了1688年中才被攻克，对桂西的攻伐更是被大幅度向后推迟。
1688年底，李嗣兴率部在桂西站稳脚跟，然后发起了几次战役，击败了一些顺军偏师，声势复振，远近一些心向明国的土司、士绅率兵来投，其部扩充到了四五万人，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这个时候，东岸人也得到了一部分援军的补充，原本紧绷到极致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在那个与顺军擦抢走火的艰难时刻，他们一个县城很多时候只派驻了一个排的士兵，放弃了几乎全部的野外，靠着少量临时组建的仆从军部队艰难维持着局面。可以说，如果当时顺军下定决心的话，是可能在局部取得突破，占领一些州县的。
不过现在局面不一样了。1688年一整年东岸人都在调整登莱、宁波的兵力部署，然后尽可能挤出运力载运士兵和物资南下，通过西江水道进入梧州，充实各地的兵力。当然他们也派了一部分进入廉州，一方面是为了防备高州一带那个头脑有些不太灵光的邱总兵（据信此人受到了顺国的蛊惑），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与南宁府交界处构筑防线，彻底断绝顺国取得出海口的可能——为此，他们还经过一番艰难跋涉，奇袭占领了南宁府上思州，然后对周边土司进行了扫荡，以巩固局面。
得到增援的东岸人还占领了大半个沔州府，将上思州、横州、贵县、桂平、武靖州等地连成一线，利用山川河流等自然障碍构筑了一条粗浅的防线，彻底将顺军势力隔绝在了西边。
当然顺军也不是傻瓜。在西江水道被东岸人占据、封锁，出海口也确定丢掉之后，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派遣部分精锐人马调动向东，进驻了桂东北的平乐府，增强当地驻军的实力。说实话，他们是真的害怕东岸人再来一次“贵县事件”，在平乐府挑事，让他们连翻山越岭去广东的路都给堵住，那样还玩个屁啊！
顺军的以上调动，使得原本可以如潮水般涌入桂西的军队被大量留滞在了平乐、柳州、南宁等地。尤其是精锐的银枪效节军，主力就屯驻在柳州府不敢轻动，只能派遣其他部队向西出征，而这也是广西明军能坚持到现在的最主要原因。
不过他们的“逍遥”其实也是暂时的。这不，长沙朝廷已经看不下去了，李来亨连发七道旨意，要求留驻在云南的大顺左营派遣主力东进，配合广西顺军夹击桂西明军。刘忠贵顶不住压力，只能在昆明誓师，率左营主力及明降军八万余人东行，进攻广西李嗣兴部。
广西方面，郝平也不再磨叽，在柳州、桂林、南宁等占领区大肆征兵、派粮，同时行文各土司头人，让其速速率兵来投，否则发兵剿灭，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广西本来就穷，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再这么一番折腾，顿时制造了无数难民，纷纷东逃进入了东岸控制区。
不过顺军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刘忠贵的八万大军已经在桂西与李嗣兴部交上了手，战果还不错，如今他们这边再将筹集到的兵力、物资投放过去，两面夹击的话，李嗣兴部覆灭指日可待。因此，苦也就苦一些嘛，忍忍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