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港已经进入了初冬季节。
经过东岸人多年的精心整治，如今的釜山地区不但户口大增——截止1650年12月，釜山全县居民总数已破五万，其中汉民约占三分之一、鲜民占三分之二——这经济实力也是日渐增强。别的不谈，就东岸人这几年来强令朝鲜居民修建起来的农田水利设施，就使得釜山县的粮食产量从一开始的东岸制数千吨跃升至了去年的三万六千吨，成了东岸人治下有数的粮食供应基地（宁波府当时尚未收拾完毕，生产秩序还没完全恢复）。
可以说，这几年来东岸人南征北战、横扫东西，背后是济州岛（供应冷兵器及牲畜）和釜山（供应粮草及夫子）在默默支持着。若是没有这个大修了水利设施、并推广了三茬轮作制度的鱼米之乡，东岸人怕是支持不了数万人的长期在外征战。当然如今有了宁波府，也许东岸人的粮食紧张问题大为缓解，但釜山县作为一个开发成熟的粮食产区，同时又是两大对朝贸易窗口之一（另一个是元山津），依然在为远东黑水财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几年来，随着东岸人有计划地往釜山港移民明人，这使得这个原本的小渔村、现在的中型港口城市的人口结构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人在釜山的人口已经逐渐攀升到了三分之一。而朝鲜人的比例虽有时不时越境谋生的周边道县鲜民的涌入补充，但依然无可挽回地下降到了三分之二左右。
不过即便下降到了三分之二，这釜山境内依然有着三万五千之众的鲜民（济州岛上尚有一万五千多），再加上仍在当地苦苦坚持着的朝鲜县府（县令金洪范）的存在，管理起这些朝鲜人还是相当麻烦的。东岸人在这里只有由山东土匪、清军降兵以及山丹人组成的五百守备队，且还要屯驻在边境防备朝鲜军队（朝鲜人亦在釜山周边部署了重兵），因此釜山内部完全靠着数量同样为五百的朝鲜“棒棒军”（保安团，以棍棒为武器）在镇压，十分之不靠谱。
而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在今年年中的时候，经由松前藩介绍，黑水开拓队吸纳了数量多达一千六百余的日本浪人——如今日本国内因为种种因素而失去了主家的浪人武士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果对方是可靠的对象，那么日本人不介意向外输出浪人，幕府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装作没看见以提供便利。
这一千六百多名浪人中的一部分被抽调出来，补充了挺身队的战损缺额，剩下的千余人则被统一调到了釜山，并向他们许诺，只要在釜山服役五年，那么退役时便可分得一份五亩的耕地（以后自己最高还可赎买至三十亩）。这种政策自然得到了这些曾经生活较为潦倒的浪人武士们的欢迎，他们真心拥护起了东岸人的统治，视东岸如主家、视朝鲜为寇仇，代替东岸人在此地开始了殖民统治。
他们直接向东岸侨民会的首脑、著名“朝奸”金吾圭负责，配合该机构在釜山开展的“经济统制”政策，深入乡间，对朝鲜农民执行严格的粮谷、牛羊“出荷”（日语词，意为上市、出售）政策——随着东岸人在釜山深入推广三茬轮作制度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逐步完善，土地肥沃的釜山地区粮食产量与日俱增，粮食价格日渐下跌，这使得本地农民（主要是在周边朝鲜道县沾亲带故的朝鲜农民）越来越倾向于将粮食出口到朝鲜王国境内，以牟取高额利润。
而这，无疑是东岸人所不允许的，也是他们极力禁止的——这个时候，单靠那些本乡本土的朝鲜“棒棒军”下乡去执行强制收购政策，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之处。因此，这些由日本浪人武士所组成的“警察”在这个时候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他们在本地无亲无故，只按照黑水开拓队政府公布的《朝鲜经济建设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对粮食、药材、牲畜等行业执行“统制”政策，即对这些行业的产出进行强制购销）来开展工作，即他们强迫当地的朝鲜农民向东岸人出售粮食和牲畜，此即浪人们口中的“粮谷出荷”。粮谷出荷每年都有定数，由县里摊派到各个乡村、村里再摊派到农户头上。
每年农历五六月间，这些日本警察们便身携武士刀，分成多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深入到各个乡村，揪着村长挨家挨户制定粮食“出荷”量，列出粮食“出荷”表。秋收后，这些日本警察便再度来到各村，依据粮食“出荷”数量给各村发放盐票、布票、油票等生活必需品的票证（朝鲜农户只有凭票才能到保长、里正们开设的商店内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农民们之所以抗拒着不愿意将粮食出售给东岸人，主要原因还是东岸殖民政府给出的粮食统购价只有3.5东岸银元/石，差不多只有市场价的一半左右，这让他们如何愿意？他们要赎买更多的耕地、要偿还欠下东岸西北垦殖银行的贷款、要支付水利建设摊派费用、要购买更多的牲畜，总之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如今被东岸人这么一“统制”，这收入立马缩水了一半，生活顿时变得紧巴巴了起来，令人气沮无比。
但不服从又不行。先不说那些由朝鲜败类们充当的殖民官员们丝毫不讲情面——粮谷“统制”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就单说那些穿着“黑皮”的日本警察们频繁上门催迫，就不是谁能受得了的事情，可以说是稍有不从就会落一顿痛打。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