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一直以来，骑兵规模不大，除了受限战马的数量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江淮地区精擅骑战的将卒数量相当有限。
骑战跟骑马是完全两个概念，不是自幼在马背上长大，没有多年的苦训，想要在马背上熟悉开弓射箭、使用钝器或刀矛作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因而棠邑即便财政宽裕，即便能从蜀国购入大批的松藩战马，真正堪称精锐的骑兵也仅有三四千人，甚至主要还是以臂张弩作为进攻武器，一直避免与精锐敌骑贴身纠缠。
而棠邑军长期以来将马步兵为主力，主要作战方式还是骑马行军、遇敌时则下马结阵作战。
梁国一度有着极为强盛的骑兵部队，一方面河淮地区的马匹蓄养远远超过江淮，另外这也是朱温在河淮地区半生征战积累下来的家底。
然而在河朔惊变之后，旧梁军受到极大的创击，其中战马损失极为惨重。
现在除了朱贞所部算是较为纯粹的骑兵旅外，河洛之内都没有一支整编制的骑兵旅。
不过，旧梁军犹精擅骑战的老兵却是不少。
韩谦说要在河洛新编三支骑兵旅，就要将这些老卒与侍卫骑兵整合起来，但他不是等战马运过来，而是要李秀、曹霸、赵慈等人率领这些精擅骑战的将卒，赶到南线屯积战马的地方接收战马，在南线完成整训后再返回河洛。
这个过程中，也相当是暂时往南线调了三旅精锐骑兵，短时间内也能大幅减轻河洛的补给压力。
骑兵旅的编制，比步战旅要小，满编三千骑，但三旅满编精锐骑兵在江淮战场上的威慑力，绝对要强过三旅满编精锐步战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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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城头，萧衣卿眺望禹河之上，浊水滔滔，夹于孟州与虎牢关之间的河面比三四月份宽上两倍不止。
往年五月份的禹河水势远没有这么大，但他们在武陟截断河道，迫使禹河从荥阳东改道南下，大堤决口怎么都不比原先的河道顺畅，以致荥阳以西的河道进入五月中下旬之后，水位就高企不落。
而禹河自延州南下，于河津、华州境内，会北洛河、泾河、渭河来水，夹于山峡谷壑之间，水流涡漩、湍流急荡，五月之后，水势逾涨，水情逾是复杂，舟师无巨船大舰，稍有不慎，颇有倾覆，而此时伊洛河下游平川地区，积涝严重，两翼的山岭丘壑，地形又不容大股兵马展开作战，大军被迫退回北岸，只能眼睁睁看着梁军重新进占伊洛河东岸的城寨、整顿防务。
这一仗括东梁军在内，累计战死的将卒两万余众，此数要比守军还要低一截，此仗当然不能算败，但军中累计的伤病亦有近三万众，已严重影响到将卒的士气，也亟需休整。
虽然禹河水势到九月中下旬便能回落，到时候便能再次对岸用兵，而到十月中下旬，河淮溪河冰封可踏马而行，东梁军亦能越过鸿沟、颍水西进，侧击梁国防御薄弱的许陈颍等软肋之处，但想到梁军有长达四个多月的喘息之机，犹令萧衣卿心头笼罩上一层乌云。
说起来还是去年乌素律中了韩谦的引蛇出洞之计，在金陵城草率行事，迫使吕轻侠发动宫变而惨遭失败。
这不仅使得韩谦去年秋冬敢率部大举北进河淮，接援汴京军民南撤，更为恶劣的影响，则是他们集结十数万大军从三面进攻河洛，楚廷竟然拖延到这时都未敢派出一兵一卒，踏足淮西，从而错失两线夹攻梁军而溃之的良机。
倘若吕轻侠此时还在金陵拥立楚太后王婵儿与延佑帝共掌大权，并有李知诰、柴建率部坐镇襄北，怎么都不至于会坐失收回淮西的机会。
而真若是如此，他们也应该早早就将河洛攻陷下来了。
这时候萧衣卿禁不住怀疑，拖到秋冬之后，再紧接组织大股兵马进攻河洛，是不是合适。
王元逵、田卫业等部连年苦战，将卒伤亡极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整；王孝先、赵孟吉虽然率七万兵马归降，但蜀卒身居异地，心思不定，而朱让、梁师雄新得颍水以东的诸州，农耕生产想要恢复，犹需要时日——倘若这诸部兵马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来，秋冬季的攻势犹可能半途而废。
此时他们能较好的控制晋地，并叫东梁军俯首听命，与一贯以来的军事胜利有着密切关切，而一旦在河洛之间接连受挫，会不会造成内部的人心浮动，那真就是难说了。
更关键的还是乌素律在金陵的草率行动，不仅对韩谦猜忌最深的楚帝杨元溥身死，吕轻侠等人被清除出金陵，他们早年在金陵潜伏的人手也几乎损失掺重，目前对楚廷的影响力几乎等同于无。
即便他们之前派人前往楚州，见到楚信王杨元演，但目前杨元演在楚廷中的话语权却不强，甚至还受到极深的猜忌。
这也就是说，韩谦倘若在接下来四五个月内，不择手段的促成梁楚和议，他们想插手干预的空间极少。
萧衣卿将他诸多忧虑，跟乌素大石一一说明：“或可使赵孟吉任孟州刺史，使王元逵任雍州刺史，使王孝先守岐州，调田卫业守河津，并遣工师，助朱让在汴京、荥阳兴匠术新学，以振国势，或可徐徐图河洛，而不必急于今年之秋冬夺之；而右翼诸部族的南迁之事也似乎应暂缓三五年才说……”
孟州城楼之前，吕轻侠、周元蒙兀诸将臣站在乌素大石、萧衣卿二人身后，听萧衣卿的话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