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自己想干的几件事列了单子随身揣着，他要在接下来几年干的事可太多了。
但有件事比张居正的病情、并无头绪的小学教育更重要。
杭州城驻防官兵闹饷，地方官府传信要调边军南下镇压。
这是不久前的事，收到消息的皇帝都惊了：“闹饷你给他饷就得了，该给的，为什么要镇压，而且就算镇压，调边军？塞北正打仗不说，边军过去都过年了。”
这很奇怪呀，让皇帝都无处吐槽了。
不过紧跟着第二天的电报，就让皇帝明白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杭州城，身处东南的城池，官军闹饷，闹饷就该给人家，当兵吃饷应当应分的事，后来仔细问了问才问明白，闹饷的东南剿倭时期的老兵精兵。
其实在皇帝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闹饷是胡宗宪时代备倭老卒，他们年长的已近五旬，年轻的也有三旬，因为后来倭寇逐渐平息就不再招兵，一直用着这些人，拢共九营四万五千人，过去是备倭，后来是七营防汛、二营守城，军饷为月银九钱。
因过去倭乱，东南营兵、募兵的数量超过正常时期，军兵太多花费太大，偏偏他们从军半生，都不愿解甲归田。
所以巡抚都御史吴善言就向朝廷建议，把地方军饷减去三分之一。
而朝廷如今行了万历通宝，不是亚洲那种纸币，是渐感文治武功有远迈父祖之能的万历皇帝结合朝廷需要新铸铜钱的需要，发行的新铜币通宝。
在使用铜钱多的北京，一枚万历通宝能换得旧钱两枚。
但在浙江则恰恰相反，换钱是有价无市，而这价钱，是一枚旧钱换两枚万历通宝。
就这个价，你想换还换不着，因为他们不愿意用铜钱，这里头有心理原因，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东南，人们用银子多，哪怕是其实没多少钱的普通人，也要用碎银才有面子。
本来军饷就减了，军饷还发的是万历通宝，这些老兵去街市上买东西很困难，所以就要闹饷，闹饷的原因不是没发饷，而是发了军饷无处支兑。
他们生计所迫，只好群起向巡按御史张文熙上诉，以铜钱不易携带的原因，让发银子，而且要把减少的军饷发回来，要不然没法过日子了。
张文熙也没办法，就再找上御史中丞吴善言，可吴大人官威大，他威胁军兵：“减饷之事已定，不愿当兵的就回家务农去。”
把军兵轰走，并且，吴善言吴大人还给朝廷发电，要求调边军顺漕河入浙，镇压兵变。
皇帝全当没听见，并把电报纸撕了。
反正他撕不撕对事情影响都不大，真正管这事的是廷议，跟他这个整天在清华园里开蒸汽船打巴子拳的皇帝好无干系。
廷议还议着呢，第二封电报就发来了，这一次不是巡抚发的，是巡按御史张文熙，弹劾巡抚吴善言抚治无方，处事不当，自找殴辱。
殴辱这个词，张文熙用的很灵性，深得皇帝之心，万历爷看这封电报时脸上一直带着迷一样的笑意，虽然言官骂他的时候，他很愤怒，但他看七品的监察御史对挨打的巡抚冷嘲热讽，心里极为舒适。
张文熙就是说你这个巡抚做的不好，被老兵揍了是活该，都是自找的。
张文熙的电报是中午发的，仔仔细细把吴善言上奏减少军饷、威胁闹饷官兵的时由说了一遍。
紧跟着又说了在吴善言威胁完闹饷官兵的第二天，二营守城官兵是如何在兵头马文英、杨廷用的率领下大清早聚众起事，定出条例、发布安民告示、串通守门官兵，披甲执兵、刀剑在鞘、弓弩不上弦，马文英与杨廷用两将自缚与前，带着列队上街。
先围督抚衙门、转而拥入巡抚衙门，军兵逮住来不及逃出去的吴善言便是一顿胖揍，最后是张文熙等官吏冲进军阵，张手疾呼，最后劝说其他御史官，答应给今年五个月口粮，又寻粮商贷了三个月的粮。
张文熙又自己拿出两千钱给官兵，让他们拿这钱先买些酒粮，这才让兵乱稍熄。
然后就有了这份弹劾。
这是万历皇帝知道事，后来事情也好解决，根本不用想什么镇压的事，皇帝亲自下诏把吴善言革职回乡，跟这事有关诸人都该革职的革职、该调职的调职、该罚俸的罚俸，并派遣原兵部侍郎、宣府巡抚张佳胤巡抚浙江，平息兵乱。
张佳胤没带兵也没带护卫，别说调兵、进力士他也都不听，自己一个人驾驭着马车就往浙江去了。
没别的原因，这个时候大明在北方正打仗，各地兵事仍在变革之中，稍微动兵不但会把闹饷演变为真正的兵变，还会刺激其他地方的官军。
皇帝对这次的事也挺感兴趣，他认为这支军队是好兵，专门赦免了两个参将与闹饷官兵，还给他俩传了封电报，把军队中年龄不足四旬的都集结起来，调来京北。
万历老爷的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了，别人觉得，兵变是要镇压的；万历觉得，这帮人索要饷银都闹起来了，还对百姓秋毫无犯……这不是好兵这是什么？
大明朝梦寐以求的不就这些人么？
他们或许与官僚站在对立面，但天下最大的地主皇帝非但不认为兵变与自己站在对立面，还认为兵变的兵，是他的自己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万历要办的庸才贪吏，底层百姓与士兵天然与他站在一起。
但是万历老爷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