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州城东是嘉陵江，城南是涪江，顺嘉陵江上溯十里不到，便是渠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 更新最快三江汇合，流域覆盖顺庆、保宁、重庆三府和绵州、潼川两州。朱平槿和廖大亨为确保川北而选定的战略防御支点，或是战略反攻的出发点，即为合州。
朱平槿领着骑兵赶到合州城北嘉陵江码头，早有廖大亨率重庆府的一众大员过江在此迎候。廖大亨的身后，便是重庆知府王行俭。
王行俭是崇祯十年进士出身。虽然出仕没几年，但他年纪并不小，看着总有四十出头。他出仕这几年，官位如同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转眼间便升为四品知府，并得以执掌重庆府这一与成都府并列的大府。他主政重庆这大半年，重庆府总的安全形势要比顺庆、保宁两府要好，虽然屡遭土暴子侵袭，但总能及时打退，根本未受动摇。
当然，王行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地形远离土暴子的老窝巴山以外，主要他有两个顺庆、保宁两府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兵和钱。
在兵力方面，重庆府除了有重庆卫与之外，还有三支较为强大的营兵：
四处机动作战的参将赵 荣贵部；新近调入巴县担任防卫，并借机修整补充的副将丁显爵部；驻扎涪州、忠州，守卫长江水道的水师参将曾英部。
赵 荣贵部是援兵营，兵额约三千人。但情报显示，由于赵部最近未打大仗，且与楚军一样抓兵拉夫，其兵额已经大大超编，至少有五千人。
丁显爵原是通江副将，其部原驻保宁府百丈关，与土暴子的几次血战中都充当主力，兵力折损大半，所余不足八百。廖大亨将其改任重庆副将，是允其所请，在重庆府修整恢复元气。
曾英本是福建人，不知怎的从福建水师调来了四川水师。情报推测，这可能与前几年泸州人熊文灿从福建巡抚调任六省军务总理有关。曾英有两个得力手下，都是游击，一名于大江（注一）、一名李占春。三人交情甚厚，情同父子兄弟。
目前，赵 荣贵部全军集结于合州附近。丁显爵部守着巴县城以及青木关、浮图关、铜锣关等重庆周边关隘。而曾英守备着涪州、忠州两地。部分兵力在于大江的率领下，进驻合州，控制了渠江与嘉陵江下游水道。
在财力方面，重庆府是四川财政第一纳税大户。
重庆府与夔州府，同属于川东。重庆府有二十州县（注二），共计三十五万石的粮额正税（注三），超出地处川西平原的成都府一倍多，等同于成都、顺庆、叙州三府粮额之和。即便排除朱平槿一家偷税漏税抗税和成都设了六卫（包括蜀府左护卫）等原因，重庆府的整体经济实力之强与普通百姓的赋税承担之重仍可见一斑。
然而地方虽富，钱财却一般都集中在当地士绅手中。重庆官府能从重庆士绅兜里搜刮出银子来养兵，这与王行俭个人与重庆士绅间的良好关系密不可分。
在重庆府，最有势力的士绅毫无疑问是原内阁辅臣王应熊一家。王行俭一到重庆府，首先即到王府拜见，通过周延儒的招牌，迅速与王应熊、王应熙兄弟搭上了关系。以王氏兄弟为首的重庆士绅与王行俭为首的地方官府深度勾结，既使重庆士绅的利益获得最大化，也使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够获得较强的执行力。重庆府安全形势，正是这种两种力量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一旦朱平槿要打破这种利益结合的格局，那么除了面临重庆士绅和地方官府的共同反击之外，还要为重庆府安全形势承担责任！
“强龙难压地头蛇”，这就是朱平槿初到重庆面临的难题。
重庆士绅和官府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都远非邛眉两州士绅所能比肩。朱平槿要在土暴子大兵压境的严峻局面下，取得稳定的后方供应基地，就离不开重庆士绅和官府的支持。而碍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来自重庆重庆士绅和官府的支持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至少与朱平槿的期望值相差极大。朱平槿既要取得他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最大支持，又不能任由他们卡住自己的脖子，甚至还要从他们身上挖出肉来，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朱平槿有一个同伙廖大亨。朱平槿要拿下重庆府，廖大亨要用重庆府来交换朱平槿的支持。两人密谋了许久，最后采纳了钱师爷在官船上的献策。
钱维翰的计策其实很简单：釜底抽薪。
钱维翰认为，王行俭代表的重庆官府与王应熊为代表的重庆士绅，之所以能够密切勾结，王行俭和王应熊同出于周延儒之门只是个次要的因素。真正的原因，是王行俭能够利用重庆府的银子来养兵、用兵，保住士绅们的利益。一旦这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同盟被外来力量打破，王行俭无力保住重庆府的局面，那么士绅们必然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踢走王行俭，重新与新的军事力量结盟。
廖大亨身为四川巡抚，领兵用兵是他的职权，所以廖大亨正可利用当前剿灭土暴子的机会，将赵 荣贵、丁显爵两部调离重庆，开赴前线。重庆士绅们感到不安，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考虑与王行俭的结盟，也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待朱平槿和廖大亨的态度。
热切献计追求进步的钱维翰并不知道，釜底抽薪这一招他东翁在对付邛州士绅时使用过。
廖大亨的师爷献计，自然有廖大亨的意思，至少朱平槿是这样理解的。有廖大亨的支持，赵、丁两部便可顺利调走。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