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遍布王庄的成都府，比起劫后可以任意涂抹的仁寿县和彭山县，蜀王府在雅州的实际控制方式独具特色。那是通过对人的控制开始，又是通过对人的控制而实现。如在税制方面，与田骞提出的税收包揽极为接近。
朱平槿借平乱之机，首先拿下了知州王国臣。控制了王国臣，罗雨虹和洪其惠便以雅州官府的名义，对大乱之后的雅州实行了严厉的税收征管。
田土投献王府的地主和自耕农，王府与投献者自然按照一成和四成的比例分享租子，不用交税。可出于对土地的珍惜和对未来风险的防范，许多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宁可选择税率更高的朝廷田赋，也不愿将田土所有者的名字改为蜀王府。
蜀王府的投献政策遭到了广泛抵制，逼得洪其惠强力应对。他借口雅州新乱，延用了以前官府杂项的名目，在罗雨虹的提示下新创了治安管理费、城市建设费等新税种。同时厉行税收征管，任何抗税的士绅都可能被官府加诸各种罪名丢入大牢。
官府杂项的诸多名目，立即填补了田赋实际税率与法定低税率之间的差额，实际税率接近一成五，比王府的一成租子略高。这个税率虽比朝廷法定税率高了不少，但因没有丁粮杂役附加等大头，也没有了过手抽份、卖粮换银、火耗成色等中间盘剥，更没有了请客吃饭、贿赂请托等额外花销，最终成本反而远低于过去。那些没法享受减免政策的中小地主，立即发现了新税法的好处，迅速对此表达了欢迎。夏粮征收时还有些骚动，待收拾了影响最为恶劣的张大户，秋粮征收时全州已经一片平稳。
治安管理费、城市建设费是新税种，只对居住在城墙保护以内的城市居民征收。
治安管理费按惯例在四个城门征收。单边收费，收进不收出，进去一个人头便征收三文钱。
城市建设费按城内宅基地面积征收，一分宅基地每年征收三分银子。这个税种也是有依据的，因为京师在几年前便按房子大小征税，名曰间架税，也就是房产税。
大明的城市居民，有官绅、商人、手工业者及其雇员、仆僮等类。这些人中一部分属于大明朝的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通过交税，住进有城墙保护的更安全的城市，他们是愿意的，也是交得起的。不愿意的，是那些收入极低的下层雇员和流民、叫花子。有收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自然要转嫁到雇主或者交易链条身上。没有收入的流民、叫花子，逐渐被清除出城市。而那些需要频繁进出城市的市场小贩，则很快将他们的流动根据地选在了城市边缘地带。洪其惠不失时机在城市边缘修建商铺市场，租给那些小贩，让城郊结合部迅速热闹繁荣起来。
雅州税收模式的成功，既是洪其惠的成功，也是王国臣的成功。
王国臣与洪其惠早就谈好，收了税他便十取其一的公使钱，维持官府衙门的日常开销。收税他只需出出告示，盖盖公章，无需动手用脚，更无需劳神费力。躺着拿钱，天底下的好事莫过于此。
上有所好，下必趋焉。
王国臣在州城一搞税收包揽，产茶大县名山县立即跟进。荥经动作慢些，可一旦行动，态度比王国臣还坚决。知县黄儒干脆将大印奉还州衙，然后与荥经富商毕文昌合股，成了当地矿产生意的最大商号。荥经产煤产矿，王府征矿税，亦是十取其一，另征五分安全押金。芦山县的反应最慢，那知县兼之对临关巡检副使宁森被杀有些疑虑，所以直到刘道贞带着天全土司兵在县衙外叩门，这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只好交了印信，被邀请到天全城里做客，任凭王府的政策在芦山一县全面推开。
雅州税收包揽的成功，像一个磁石，吸引了顺庆府的杜知府和江鼎镇等有心人的目光。也像一个榜样，让刘之勃等官员看到了解决税收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希望。
上南分巡道胡恒在给刘之勃的私信中，详细介绍了雅州的情况，明确点出了问题实质，那就是官府已经让渡了税收之权，而改由王府包揽。
胡恒不仅建议刘之勃采纳这种无风险的好办法，而且引经据典论证道，朝廷包税之制由来已久。如万历以来，税关、钞关、矿监等处征税，都实行包税包赔制度。完成了多少没人管，但是交少了必须用私财补齐。
胡恒还暗示刘之勃，如果官府让蜀王府包揽有政治上的风险，不如让蜀王府找一个私人商号来承揽。这样，就算有人借此挑事，官府也有个说法。
作为一名责任心很强的官员，胡恒的信息和建议对刘之勃来说，无疑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认真计算了可以拿来包揽的税收种类，觉得田赋包揽对于蜀王府来说太困难。
须知照现在的田赋标准，四川每年粮额近一百一十万石，加上杂项和三饷，共计约三百万两银子。平摊到四川田亩上，每亩地要承担二钱三分银子。再加上税收成本，王府很可能要亏本。贸然提出田赋包税，他担心四川文官群体难以接受，更担心世子会因为税额太高而当场拒绝，正好富荣厂盐工闹事，刘之勃便提出了在他眼中很有油水的盐税。
可刘之勃未曾想到，世子对他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难道税收包揽，明惠而实不至
刘之勃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