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藤信友秀保得知，几天前池田家的金井城城主抓获了一名忍者，从他身上搜出了督姬与家康往来的书信，信中详细叙述了辉政近期的动态，甚至连召见过什么人都一一列出，辉政得知后大为不满，认为德川家康对他这个女婿不信任，让他丢尽颜面，因此要求家康给他的个说法。
而德川家康则狡辩该名忍者并非受自己委派，且书信也不是振姬所写，而是有人意图陷害，要求辉政将忍者交由他审讯。辉政不是傻瓜，当然不肯将忍者交出，于是乎家康借此机会质疑池田家对自己不够信任，并派遣诘问使前往馆林城，要求辉政给出解释。
然而就在此时，在辉政的强压下，振姬终于承认自己是受家康之命监视他，并且还道出了家中隐藏有德川家的奸细，这让辉政勃然大怒，命人将诘问使赶出上野。当使者途径金井城时，遭到扮成农夫的金井城主池田长政（辉政四弟）门下武士的袭击险些丧命，好在有甲贺忍者接应逃过一劫。德川家康得知此事要求辉政严惩凶手，并将安插在池田家的细作交出，辉政再次表示拒绝，后由本多正信亲自前往馆林，说服辉政以两个死囚顶替凶犯，这才平息了家康的愤怒。
尽管此后两家并没有再发生类似冲突，但裂痕一旦产生就很难弥补，特别是在外部势力的添油加醋下，想让德川家康和池田辉政和好如初已是绝不可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在本多正信前脚离开馆林城，蒲生秀行便亲自到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小宫山晴胜遣人送来的方案，争取与池田家结盟，以形成对武藏的三面包围。
总体说来。蒲生家与池田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娶了德川家康的女儿，都年轻气盛，都不愿受家康压迫，但却又都是无可奈何无力反抗。不过蒲生秀行较早摆脱了这一境遇，他选择了与远在近畿的秀保结盟从而背弃了德川家康，在他看来，这种同盟关系虽然是不对等的，但较之与江户的关系已经相当公平了，而且这种同盟在建立之前便让他尝到了甜头（领地的加封），使得他对秀保充满了信心。从而愿意冒着和家康翻脸的危险加入到丰臣家的队伍中来。
当然，孤军奋战终究是让人有些胆寒，特别是在制霸关东的德川家康身边，因此，刚一得到小宫山的方案，蒲生秀行就急匆匆地赶往馆林城，决心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策反池田辉政。
事实证明，乘虚而入这一招是很有用的，再加上蒲生秀行苦口婆心的劝说以及对德川家康蛮横态度的不满和失望。池田辉政虽然一度犹豫，但是此刻家中重臣，包括他最器重的弟弟池田长政都表明愿意臣服近畿，这使得池田辉政最终下定决心与蒲生秀行结成同盟。此后数个月内。按照小宫山临行前的计划，蒲生秀行又拉拢了宇都宫国纲、福岛正则加入，加之此后驻守大田原的青木兄弟，完成了整个上野与下野大部的结盟。史称“野州同盟”。这一同盟与之前西尾、有马、足洗三家的“骏远三同盟”、稍后蒲生（信浓川中岛领）与浅野长政成立的“甲信同盟”被秀保并称为“东国三大支柱”，是秀保进军东日本的排头兵和桥头堡，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
说到“东国三大支柱”。就不得不提“西海唯一の长城”了，话说为了便于管理，让朝鲜驻军享受和本土相同的待遇，秀保奏请五大老和五奉行商议，批准在日军驻守的九座城池、三座岛屿及毗连区域设立“任那国”（简称“任州”），使其与本土其他令制国处于同等地位。
按照日本石高制度估算，任那目前所领土地石高可达到二十六万石，与筑后国大致相当，建立之初分为四郡，分别是仁川郡（郡治仁川）、全罗郡（郡治顺天）、南海郡（郡治固城）以及庆尚郡（郡治釜山），国府为泗川。后由于与明朝签订《仁川和约》，耕作范围扩大，又增添了蔚山、晋州两郡，以上合称为“任那六郡”。
按照五大老商议，任命岛津义弘为第一任“任那守”，掌握驻军调动大权的“任那总代官”一职，仍旧由小笠原忠清担当，作为半军事性质的令制国，任那还设有“任那奉行”一职，职责类似于“军奉行”，这一职位由原先的釜山留守福岛正晴担任。
由上可知，虽然名义上任那是处于五大老、五奉行联合管理的状态，可实际山，任那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两万驻朝大军，却牢牢掌握在了秀保的手中，之所以会是这种结果，自然与秀吉临终前任命秀保为“征韩日军总大将”脱不开关系，这也是秀保控制西国的最为重要的一枚棋子。
虽然已经有了两万军势保障在西国的存在，但秀保仍是设法拉拢了松浦半岛的松浦镇信、对马岛的宗义智和长府城的毛利秀元，使其成为所谓的“西海联合”，以控制朝鲜海峡、关门海峡以及西濑户内海，加之李旦主导的海上贸易以及秀保控制的“勘合贸易”，紧紧将西国大名的对外贸易权抓在手中，使得这些大名不得不对秀保表示一定程度的臣服，尽管这种服从并不牢固。
综上可知，所谓的“西海联合”乃是秀保临时拼凑、并非各成员之间主动要求的一种联盟，而且“联合”中除了任那、长府，其余大名都是不值一提、纯粹用来充数的小名主，此外，长府城的毛利秀元并非独立的大名，而是隶属于毛利辉元的一股力量，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