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远的就看到马路对面的他们。
上午十点还不到，北京东单北大街已经被各种车辆堵的水泄不通：私家车上的人有的等不及了，随便把车停到路边，后面的跟车不得不停下，接下来能听到烦躁的按喇叭声，不一会，后面的跟车艰难的向左并行；马路中央总有掉头车辆，在本已经无法挪动的路面上，顽强的占领着一寸寸土地；街内喧闹的胡同里总能冒出一个个车头，给这繁忙的交通增添更多压力；路两侧留给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道路已经被共享单车霸占，我每走几步，就要侧身跨过单车的前轮；而那些骑车赶路的人们，已经将身影混杂在机动车道中，走走停停。
那是六月初的北京，早上十点的大太阳足以让路人感到焦躁，再加上这已然瘫痪的交通状况，直逼的人不停的深呼吸，心里默默自我安慰。热气一浪接一浪的袭来，夹杂着胡同里肉包子的气味、蛋糕店的浓烈香气和行人的汗味，偶尔经过一个敞开的店铺门口，会有一股冷气突然侵袭全身，没等舒爽一秒，又被热浪掩盖。
这天，我本应该去火车站接他们，但是时间算来算去，我仍然无法在送孩子上幼儿园后、他们下车前赶到火车站，于是我说，那就医院见吧，反正也挂了当天的号，先去看病，再回家休息。
我比他们提前到达协和医院，按照二姐的意思，我要先去门诊大厅排队取号。可没多久我就从队伍中退出来了，因为队伍旁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就算已经在网络上办理了挂号，也要拿病人身份证原件先办就医卡，再用就医卡取号报到。我只能退出来，等着他们赶到之后再去办卡。
这时，我身边一个姑娘突然崩溃大哭，她边哭边用哆嗦的手掏出手机，泣不成声的哭喊：“我忘记带咱爸的身份证了，这可咋办······我好不容易才挂到的号啊······好不容易啊······呜呜呜······”若是在以前，我肯定觉得这姑娘太矫情太夸张了，但这天，我看到她身旁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老人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看着失声痛哭的姑娘，冷静到让人怜悯。我尚不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会数次奔溃，而那些迂回在内心的泪水，也曾在无人发现的角落里倾泻如雨。当时，我只是内心沉重的看着这对无措的父女，感叹就医的辛苦和不易。
离开门诊大厅再次来到东单北大街时，我远远的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他们。
那是他们吗？六月的温度蒸起路面的暑气，和我一条马路之隔的他们，在热气后面如海市蜃楼般不真实。我看到爸爸穿着黑色长裤，上身穿了得体的半袖白衬衫，这身装扮很是他的风格，简单又严肃，如果他没有佝偻着腰，如果他的头发没有全白，那么他的形象一定健康无比。但如今，我只是短短半个月没有见他，他的头发为什么全白了？在白发的映衬下，他的脸也越发苍白，经过一夜的长途颠簸，爸爸明显体力不支，就连嘴唇也是青色的。他手里拿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瓶里装一个精巧的塑料袋，袋中有提前装好的卫生纸，那是他为自己制作的小痰盂，随走随吐，见到垃圾箱就把用过的塑料袋扔掉，再重新换上新袋子，塞进新的卫生纸。爸爸一向这样，爱干净又守规矩，从不给别人添不必要的麻烦，更重要的是，他总能想出一些点子，灵巧的制作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比如这个小痰盂。
和爸爸一身严肃的着装相比，妈妈的装扮显得老气很多——她穿着一条肥大的黑花纹裤子，上身同样是一件花纹半袖衬衫，姑且不说这身衣服我小时候就见过，单看衬衫那纱质面料和过时很久的花色，就知道这是一套年代久远的衣服。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妈妈不同，那时她年轻漂亮，穿宽松的花衣服更显的身姿轻盈，如今再看，她不再消瘦的体态和这身衣服很不搭，况且她还戴了一顶大沿帽，一看就知道是为了避暑，在火车上临时花十几块钱买来的，她把帽子两边的丝带系在下巴那里，还打了一个蝴蝶结，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别扭，与这里格格不入。
与妈妈佩戴了同款丑陋帽子的，还有我的二姐，她穿了一条黑色小脚裤，上身一套长袖深色套装，她显然在来之前没有查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把这里当成老家内蒙古了。她个头不高，身上却背了一个大号双肩包，手上推着行李箱，胳膊上还挂着一个小包，我估计小包里有爸爸的病例资料。
爸爸、妈妈和二姐边走边四处张望，爸爸时不时的停下来大口喘气，再咳嗽吐痰，他们身边是匆匆赶路的人们，年轻人多数穿着清凉的夏装，打着伞，他们没有时间多看这三个“奇怪”的人一眼，或许他们早已见惯。倒是我，站在他们对面，仿佛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亲人，莫名的激动和悲伤。
二姐最先看到我，她朝我招招手，我马上收起快要掉落的眼泪，换上一副轻松的表情，在缓慢行走的车辆中，穿梭到他们面前。我假装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会面，调侃着妈妈：“我说妈呀，你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也许妈妈没想到我第一句话不是问爸爸昨晚休息好了吗，也不是问他们今天吃早饭了吗，而是问了这么一个滑稽的问题，她干笑两声说：“怎么样，这是我三十多年前买的衣服，质量好吧，现在还能穿。”我像从前一样笑着说：“妈呀，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那经济还怎么发展啊，市场经济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