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上了耶鲁大学，进入了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了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他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1941年2月他写下《美国世纪》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卢斯告诉他的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卢斯首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卢斯公开宣称其发行的杂志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但是卢斯不在乎。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卢斯首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想辞职，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发出抗议。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亨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1930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