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话说得确实是精辟到了极点，难怪大明朝的海上走私从来都是屡禁不止，有这等暴利，禁得了才怪！
至于海盐的利润，那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盐不贵，但却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场永不枯竭。而且海边晒盐，海盐的如价又是低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是以盐业古来便是暴利行业，自汉武帝盐铁专卖之后，不论哪朝哪代，都是将其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也即是“官营”。
一方面是盐的成本极低，一方面是卖的价格极高以至于百姓根本吃不起又不能不吃只得购买，其间利润，不可想象。
别说是现在了，后世贩卖私盐都是利润极高，甚至超过了贩毒，如此便可见一斑。
董策本来是想把这家店面开做是一个首饰店来着，他现在手上就有数量极多的金银首饰，都是从六棱山的土匪那里弄来的，这些首饰多半不是很名贵，属于那种普通富户也买得起的。单价不高，但是胜在量大，而且来的压根儿都没花过本钱。
这些不太贵又有些档次的东西，是不愁销售的，最是受城市中那些市民中产阶级的欢迎。
其实董策手里有好的，都是当初侯家伟家被抄的时候，他指使石进几人从抄家的物资中拣选出来的。侯家伟为官数十年，喝兵血喝的脑满肠肥，侵吞贪污无数，家中豪富遮奢，那些首饰珠宝什么的，自然是很上档次的，不过董策是舍不得拿出来卖的，那些有几件儿被他送给了红袖，剩下的则都都是在家里藏着。顶多顶多，是从里面拿出两件来当做是店里的压箱底儿。
只是后来董策改了主意。
那些从六棱山土匪那里抢来的首饰珠宝，有些特征颇为的明显，若是被人给认出来，那也是一桩麻烦。而且董策几乎可以断定，苏以墨是会派人盯着自己的动向的，若是自己开了首饰店，怕是他立刻就能联想到那方面。这些东西藏在库房里苏以墨那是一点儿法子都没有，但若是见了光，被他训住把柄一状告到刘若宰那儿去，就不好说了。
刘若宰可容不得这种事情。
想想便只好作罢。
“海上贸易，海盐……海上贸易，海盐……”
“诶，对了，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董策忽的一拍脑袋，想起一件事儿来。
他在晋北，距离大海千里之遥，而且现在磐石堡所有事儿都落在他身上，根本就走不开，暂时那两项，他是根本都插不上手的，只是未必就没有别的路子。
海盐够不着，池盐可就不一定了。
董策想起数月前和黄季的那一番对话了，董策杀了孙如虎之后，黄季便逃亡了外地。日子过得很是辛苦，身上也没钱，又怕被当成逃兵抓回去啥杀头，便昼伏夜出，一路小心翼翼的蹭到了朔州方才安顿下来。他手上是有很硬的功夫的，毕竟是当了这么多年精锐边军了，于是在朔州便寻了个家丁护院的差事。
他那主家，便正是个私盐贩子。
山西并不靠海，便是离着最近的辽海也就是后世的渤海，差不多也得有个几百里远，但是这并不妨碍晋商成为大明朝最煊赫，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盐商之一。
食盐历来是国家专卖的，从桓宽《盐铁论》开始，由于食盐利润非常大，国家严格控制盐业生产和盐业交易，只是到明朝这种现象便改变了。
蒙元被驱逐到塞外之后，却是不安分，一旦遇到水、旱、蝗灾，往往便会南下，为祸甚烈。当初太祖洪武帝，成祖永乐帝之时，大明朝正是巅峰，兵威浩荡，军事实力傲啸天下，打的蒙元狼奔豕突，那会儿自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自从当年英宗率五十万京营精锐御驾亲征结果兵败土木堡之后，双方的攻守局势便开始扭转。
大明朝花费巨资，重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设立九大边镇，屯边军近百万之数。
接近百万大军，以及这些大军的军属加起来，可就是数百万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便是很不好解决。军需粮秣消费量巨大，仅靠朝廷财政经费支出，久而久之财力损耗巨大。朝廷便号召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关去，政府给商人以好处，如果你运来粮食，就开给你盐引也就是贩卖食盐的凭证。这便是开中法，开中法早在洪武四年便已经实行，这也是最典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绝妙，实则无法长久，时日一长，便会从善政变成大大的恶政。
按照开中法运粮食的商人大军中，自然少不得晋商，而晋商发给盐引之后，最早划给他们支盐的所在，乃是河东。而此时，食盐的销售范围，哪里的盐销往哪里，哪里的商人能去哪儿支盐，能把盐销往何方，都是朝廷划定了的。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个州县，在这些地界儿，食盐的销售价格朝廷不管。因此其利润空间非常大，晋商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大发利市，迅速的积累了巨额财富，地方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运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此处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