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继东说了一大堆，梁先学一句都没有回应，仅仅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谁都不知道这种声音表示什么，或许仅仅只是表示他在听。詹继东大概也知道这样说下去不行，肯定不会回应这类事，他迅速改变了话题，谈道：
“现在贝湖的情况非常复杂。其实贝湖的情况一向都不简单，周书记刚到贝湖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每次开常委会，几乎都很艰难，杨凌峰和周书记对着干，常委中杨凌峰也是占据主导，当时真的很是艰难，但最后周书记却是挺了过来，这里面有很多事情你也是知道的。
现在的情况其实也和当时差不多，觉得我和陆政东之间本来就成见极深，现在周书记也如此，在外人看来真是有种四面楚歌的味道，有的人觉得有机可乘，把贝湖的水搅浑，想浑水摸鱼……”
詹继东强调舟强调这里没有书记，只有兄弟，事实上梁先学也很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并非詹继东真的心里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了。詹继东主动称兄道弟，政治目的，显然远远大于私人感情，显得太假了，与其说詹继东叫他兄弟，倒不如说是在提醒他，两人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他梁先学也难以置身事外……
梁先学真不想听詹继东这些话。官场本来就是这么个场所，一呼百应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是领导有多大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领导手里有多大的权力。换句话说，人家众星拱月，拱的也不是你这个月亮。而是你屁*股下面的那个位子，以及由屁*股下面那个位置带来的权威。
詹继东之所以走到今天，实际上也是进行了一场大的赌博。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京城那位罗志林身上，结果输了个精光。
愿赌就要服输。詹继东原本有大好形势，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将这种形势丢掉了，能怪得了别人？
只能怪詹继东自己不自省，不自觉，仅仅只是埋怨或者自怨自艾，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何况这也不算，就算在罗志林那里豪赌输掉了。在梁先学看来詹继东最大的失误是明知赌输了，还想挣扎，特别是在和周书记的关系上，詹继东似乎是被罗志林耍了一把，而失去了分寸，在官场上分寸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了。
官场的分寸是什么？真的不好说，甚至随着侵淫官场时间的变化，这个分寸感，也在变化。有一个段子说，古代某官员去裁缝店做衣服。裁缝师傅一边量尺寸，一边问他，你担任现在的职位几年了？
官员不解。问道，我做衣服，和当官几年了有什么关系？裁缝师傅说，当然有关系，关系大了。
一般来说，刚担任某个职位的时候，踌躇满志，昂首挺胸。所以，这时候裁衣服。要前面稍微长后面稍微短。
当了一两年以后，依然还想往上升。可大概升职也不会那么快了，有些棱角也被磨得差不多了。心态逐渐平和了，这种平和也表现的举止上，身子就是直的，这时候裁衣服，就要前后一样长。
若是当了三四年，要么上升无望，要么被上面的人压着，为了能够更进一步，不得不表现低姿态，见人都是点头哈腰，所以，裁衣服的时候，需要前短后长。这话说得夸张，也说明了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或者说一种分寸感的演变。
哪个人一当上官就想拼命捞钱？那个人一当上官都想乱搞女人？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敢，而且很多人在当官的那一刻也给自己定下了底线，给自己定了分寸。
可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自身心态的变化，或许是周围环境的影响，尺度开始逐渐变化，底线越抬越高。
括周书明在内几乎找不到一个人固守了最初的底线，就像某些人吸毒一样，开始对自己说，只一次，没事的。过几天，又对自己说，上次吸了没事，这次再吸一次，肯定也没事。一再这样自我暗示的结果，最后有事了，自己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周书明刚到贝湖的时候，那叫一个谨慎，但后来呢，周书明有有没有干违反原则的事情？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周书明有一点他不能不佩服，那就是真正会给其带来麻烦的原则很谨慎，至少他作为秘书，都不是很清楚。
在这方面詹继东就相形见绌了。明明知道周书记对他就有些看法，还在私下里活动，而且明明知道周书记事实号称理论家出身，还抢先在中央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这不是自找不自在么？……
詹继东这样狼狈，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很多官员，特别是级别很低的下级官员，做事要谨慎得多，不但要管住嘴巴，藏好尾巴，唯恐被人捉了辫子，摘掉了顶上的乌纱帽。
但这样的官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算是公务员，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官员，甚至可以说，没有当过地方的一把手，即便级别再高，也相当于没有做过官，因为他根本无法体会到，那种周围的一切，都按照自己意志运转的感受，那种感受，也是权力带来的最大快乐之一。
但这样的官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算是公务员，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官员，甚至可以说，没有当过地方的一把手，即便级别再高，也相当于没有做过官，因为他根本无法体会到，那种周围的一切，都按照自己意志运转的感受，那种感受，也是权力带来的最大快乐之一。
假如做官真做成了奴才，只怕也不会有人这样前赴后继，一窝蜂地往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