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发展，电力只是一方面，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城市吸引人居住的最大原因，只能是城市比农村更舒适。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许多城市顽疾，比如为生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都在这二三十年中得到了解决，城市的下水道排污技术，自来水供应技术走向成熟。城市天然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加集中，城市创造知识的速度远超封闭的农村。
当城市的这些优势都开始出现之后，城市才变得有吸引力起来。以前人口从乡村往城市流动，主要是生活的压力所迫，乡村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工作，而城市可以，所以人们涌入城市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生活。现在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更舒适，不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就连一些地主老财都开始在城里买房安居，城市化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
除了这些公共管理，城市管理也变得正规且严格。跟农村一样，城市也建立了兵役制度等相关制度。
城市居民也像村农居民一样，需要服兵役。中国的人口数量，就算城市人不服役，事实上也足以应付所有的战争危机。但城市居民远离纪律部队的危害是，一旦社会出现问题，城市会很容易失控。城市服役制度，更像是一种应急预案，当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问题出现的时候，可以将城里人组织起来。
但城市全日制的工作方式，很难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体系，所以城市兵役制度，抽丁比例比农村更低，只有十丁抽一。这是建立在历次经济危机的数据上的，因为经济危机中，带来严重社会危机的，就是失业问题，而失业率在经济危机期间，其实也就一成左右人口突然失业，将这一成人口武装起来，就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了。到时候经济体能够吸纳其他劳动力更好，无法吸纳，失业率也不足以颠覆社会秩序。救济的人群更少，而武装起来的軍队，又是维护秩序的力量。
为了在城市中建立动员体系，跟农村一样，建立了户籍制度，鉴于万恶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现行的户籍制度相对自由，更换户籍十分容易，基本上只需要去当地县衙户科进行登记即可。
随着户籍的建立，其实城市秩序的威胁，已经不是无组织的流民问题了，而是有组织的对抗势力，工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难题。中国的议会制度运行之后，也慢慢磨合成熟，比西方的议会权力要小，但比之前中国的强权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不相同，议会是有一定权力的，在立法权、批准预算的权力上，跟西方类似，但官府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执政自由，官府几乎可以做以前能做的任何事情，事后只需要向议会进行解释即可，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
这并不是周琅有意打造的制度，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只能说中国的议会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博弈，或者说在使用权力的方式上，政府里那群精英更擅长。
议会斗争依然激烈，但议会变得有序，斗争的双方都不是多数派，商会和工会势力，依然比不上士绅力量，士绅议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议会一直是士绅主导，不过工会代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会力量。
自然利益关系，依托同乡会组织工人的商会，渐渐在对工人的影响力上，比不上工会，工会也渗透进入了商会旗下的工厂，甚至主要的工会成员就是是参与商会的工厂主的工人。商会控制的宗族性质的同乡会工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城市工人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工会管理的工团资本运行开始出现问题，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经营问题。工会领袖的腐敗问题频发，工会资产的管理效率低下。有好领导的工会资产，将大量利润用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给工会成员发福利，却忽视了改善生产条件，机器设备陈旧，工团资本的工人工作也很是问题，由于工团不怎么开除工人，工人的工作压力不大，很多人消极怠工。
这些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让看起来很美的工团资本发展受阻，债台高筑，不断破产。
有一些偏激的工会势力，希望为工团资本争取更有利的政策，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工团资本减税，理由是工团资本是对工人最好的，但这遭到了商会的强硬反对，士绅势力也不支持他们，认为这不合理。没道理因为工人懒惰，管理不良造成的损失，让官府来买单。
因为这些问题，时不时发生摆工，城市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城市秩序，也越来越让人头痛。不过一切都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也说明城市社会开始成熟起来。
只是工团资本、摆工无度，让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开始下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再也找不到了。工人工资在一次次摆工中不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成为世界最高工资水平之一，在中国境内，仅次于美洲西岸的月薪30贯，平均月薪高达18贯钱以上。中部地区的工资较低，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不到，西部地区只有三分之一，可是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并不顺利，因为这里依然有麻烦的工会势力。
这些问题导致大量企业宁可转移到更容易压榨劳工的日本、朝鲜甚至越南，主要转移地区还是日本，日本分为三部势力之后，各自平稳发展，工业化加快，大量中国资本助推了这里的工业发展。日本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