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家玩的这些,此时的中国银行家们看都看不懂,等于是利用英国投资者的信用来为希腊人背书,允许英国人按揭购买债券,同时可以随时出手,等于是打造了一个次级贷市场,让英国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大幅度提升,得到了一个用很少资金炒作希腊债券的机会。
这种市场的风险是很大的,一旦希腊人没能独立,引起的连锁反应根本不是几十万英镑能够解决的,很可能造成英国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可英国金融家们永远比政府更聪明,政府官员的调控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赚取更高利润的理由而已,绕过这些壁垒的方式政府想都想不到。最终风险却是由整个市场来承担的,从这一点上来将,此时的英国金融家跟后世华尔街那些家伙是同出一脉。
失去了希腊金融业务的中国资本家,可没有放弃希腊的军火市场,在金融创新上,中国资本家是学生,但在生产领域中国资本可是行家里手。
加上掌握着运输渠道,大量战略物资输送到希腊人手里。
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英国经济迅速回暖,大量工厂开工生产军用物资,过剩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种不是以经济自行调整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比如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不断攀升的英国国债规模。
中国国债规模则已经清零,周琅并不认为令债务是一种好的财政措施,但一个零债务的政府,在这个时代却是信用的保障,所以周琅乐意恢复国家财政健康。债务市场上,则是以各种特许权公司的债务作为支撑,比如美洲公司、南洋澳大利亚公司、非洲公司和欧洲公司,四大特许公司的债务规模都是千万级别的,折合成过去的银两,已经过亿。
政府融资行为的减少,伴随的是政府公共项目的收缩,维护运河、城墙等公共工程,依靠税收就足够了。周琅甚至为了节约政府开支,几年前把大运河都私有化了,以大运河为资产成立一家运河公司,由运河公司负责维护运河。
开始的时候,户部某些官员认为,这样会让运河年久失修,他们认为商人唯利是图,肯定会不顾运河的承载力,拼命增加航运密度,收取更多的通行费,然后减少维护投入,会让这条关乎数省生计的黄金水道过早死亡。
这种担心大概是传统的士大夫对商人阶层天生的不信任导致的,但周琅也不得不考虑,虽然西方人的私人运河公司,运行的很好,而且他们很在意维护,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资产,长期运行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周琅也想起后世许多承包国营企业后,过度开发,把昂贵的机器设备等资产用坏的例子,中外文化不同,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果?
打造一个低成本的小政府,是符合未来趋势的,大运河在政府手里,运营成本很高,交给民间管理,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并且提高效率。为了防止陡然将运河交给民间办理,影响了战略性的交通运输能力,造成北方数省的物资短缺,周琅决定先在江南进行试行。
京杭大运河长江以南河段,从镇江到杭州,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成立江南运河公司,许可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成立董事会管理。筹备阶段,就邀请了大量运河相关利益方入股,有在运河上跑船队积累了巨额资本的航运商,有在各地运河码头上做批发贸易的大豪商,也有盐商、茶商,还有江南的丝商等大商人。
招了100万两黄金商股后,让出资最多的股东组成董事会,然后按照欧洲公司等大型商业公司的模板,将权力交给董事会管理。
权力下放之后,政府就不管不顾,运营维护和收取费用,都让这个董事会来决定。至于是拦路设卡收通行费也好,沿途停靠收服务费也罢,总之政府不干涉。
由于大运河明清时期的繁盛,让许多人对这条运河寄予厚望,公司成立后,上市公开募股,市值一度上涨很快,从一开始的200万两最高时候涨到了1000万两黄金,很明显这个市值泡沫太大。
江浙一带靠海,自然河流也多,即便没有这条运河,也有取代的交通方式,不至于造成货物大面积积压。而且还要面对跟海运以及苏州河、黄浦江之类的自然河流竞争,运河也不是垄断经营,只能在商业许可的程度内收取费用,不至于收费过高造成物价大幅度上涨。
一开始,运河公司接连亏损,许多股东撤出,股价开始爆跌。从最高峰的1000万两下跌到了30万两,还无人问津。
最后是几家航运家族对运河进行了重组,他们认为运河股是有利可图的,问题出在管理方式上。这几家航运家族,并不是单纯在运河上谋生的,海运才是主业,这反而让他们看到了运河的价值。
运河早就无法取代海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了,但运河的补充作用很明显,如果可以跟海港沟通,将货物跟海港联运的话,一方面运河可以将内地的物产带到港口,另一方面则可以把港口的货物疏散到内地,这个作用是单纯的海运无法做到的。
这几家新兴的航运家族,还称不上豪门,江浙一带的海运起步晚,完全竞争不过闽浙地区的海商船队,他们以国内近海运输以及对日本、朝鲜贸易为主,在外洋贸易上完全站不住脚。
他们投资控股了运河之后,将运河跟码头连接在一起,效率大大提升。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河运通行费用,一艘漕船从杭州到镇江的通行费从过去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