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中国之人，上诈下愚。
石原莞尔:中国之官乃贪官，中国之民乃刁民。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其才华可谓百年难得一见，石原莞尔则是日本军界里最出类拔萃的战略家、战略理论家，被称为“日本现代第一兵家”，两人都对中国人进行过评论，一个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进行的评论，一个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进行的评论，一个身在其中，一个旁观者清，但两人的看法几乎不谋而合:中国的高层、官员都是奸诈贪婪的，中国的基层、民众都是愚昧刁滑的。虽然这种说法略显以偏概全的武断，但毋庸置疑，陈寅恪在下达这个结论时是痛心疾首的，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苦和痛惜，至于石原莞尔，他在下达这个结论时内心并不完全是嘲讽、鄙夷、憎恶、庆幸，而是带有一丝微妙的失望。众所周知，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但他随后又坚定地反对日本继续侵华、全面侵华，前后其实不矛盾，因为石原莞尔思考问题非常长远，他认为“下一场世界大战”会是以日本为代表和核心的东方明与西方明的全面较量，对于中国，他并不想让日本去侵略，而是想让日本“提携中国、扶助中国”，中日并肩作战（日本是大哥，中国是小弟），一起对抗不断侵略东方世界的西方列强，日本如果继续侵华、全面侵华，必然会迫使中国全力抵抗日本，一来让中日国力都在“东方内战”中被消耗，二来中日就彻底反目成仇，无法团结起来对付西方列强了，所以，日本不能践踏中国的底线（全面侵华），逼得中国走投无路、背水一战，至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则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石原莞尔看透了张学良，知道他不会抵抗，同时看透了蒋介石，知道他可以容忍“暂时放弃”东北，二是东北堪称中国最富庶的宝地，这块好地方与其放在中国人手里任其荒废糟蹋，还不如由日本人“接手”并进行经营开发，从而让东北发挥出最大化的价值，充实日本国力，充实“东方大联盟”的整体实力。石原莞尔此时属于日本军界里的“和华派”，并且他一直都是“和华派”，从三十年前就是了，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早年的石原莞尔对中国是抱有同情和希望的，9年月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当时只是一个基层小军官的石原莞尔正在日军第63联队里任职，与整个联队驻扎在朝鲜，得知中国爆发革命，他激动地跑到联队驻扎地附近的一个山头上鸣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因为他认为革命后的中国就是第二个日本，会走上富强道路，而中日都是东方黄种人，应该同仇敌忾、同气连枝，联合起来对付西方列强，然而，这种想法、这种对中国的同情和希望在他后来亲身来到中国后逐渐地冷却了，因为他看到了让他难以接受的“中国的黑暗和腐朽、中国人的低劣和丑恶”，最终失望地得出了“中国之官乃贪官，中国之民乃刁民”这个结论。
不好好地清洗掉国民思想里、精神里、思想里、骨髓里、血液里、灵魂里的那些沉渣污垢、沉珂恶疾，中国怎么能真正地强大兴盛起来？“新生活运动”以及“明宣传队”“明纠察队”的总部里，醒目地悬挂着陈寅恪和石原莞尔的那两句话，督促工作人员和队员们，知耻后勇、见贤思齐，坚定信念、狠下决心。
因为蒋纬国对历史的干涉和改变，中国这几年来可谓国土大增、国力大涨、国势大盛、国威大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也跟着水涨船高，民众的爱国热情同样节节攀升，所以，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加入三青团，使得三青团规模犹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总体而言，对于此时中国的年轻人而言，最热门的报国道路共有两条:一条是参军，一条是勤奋踏实地学习、工作，并且加入三青团。由蒋经国控制的三青团虽然并非军事组织，但它跟由蒋纬国控制的南京军确实关系紧密，两者在非常多的地方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想报国，但又不是太想要当兵参军，就可以加入三青团，如果想当兵参军，但因为化水平较高，所以遭到军队婉拒，然后加入三青团，间接地为军队效力。南京军在前线打仗，三青团在后方组织各种活动支前，比如宣传南京军的英勇事迹，号召后方民众募捐或加班加点地生产军需品，组织艺工作者前去前线慰问劳军，建立战地服务队，帮助军队安置伤残官兵、退伍官兵，探望和抚恤烈士家属等等。目前，三青团的成员总数已经超过3万，分散在全国各地，受到三青团总部的直接管理，政治地位等于预备党员，也算是南京军的预备兵员，另外，参加三青团基本不会影响到成员生活，成员一方面是学生、工人、农民、社会各行各业，一方面是三青团的成员，需要为国出力时，他们就会被集合起来。三青团绝大部分成员的年龄都在岁至35岁之间，朝气蓬勃、血气方刚，并且化素质较高，即便化素质不高，在加入后也会受到化教育，同时，其成员都充满高度的爱国心，甚至拥有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渴望祖国早日复兴、早日崛起、越来越强大兴盛，不过，三青团因为其政治必然原因也有着十分狂热的“领袖崇拜意识”，极度崇拜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因此被外界不少批评者讽刺为“三蒋团”。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声令